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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何为信 　　摘 要 资产信用与资本信用是公司信用判断与维持的两种思路，资本信用之下是以注册资本为核心的公司信用机制，资产信用之下是以信息公示为核心的公司信用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资本信用现已呈现式微之势，资产信用接过了保障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重担，然而在现阶段的社会信用环境之中资产信用对于公司信用的保障仍然存在不充分性，对于资本制度的改革还处于破旧不足以立新的状态，资产信用与资本信用的公司信用判断与显示机制在面对不同交易情况时各有优点，所以不可以资产信用完全取代资本信用，也不能说资本信用的效用强于资产信用，因此在学理上不可因资本信用的效用没有充分性而否认其重要性，在实践中应该重视信息公示体系建设，逐步夯实资产信用机制得以运行的基础。 　　关键词 公司信用 资本信用 资产信用 注册资本 　　作者简介：张文莎，兰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190 　　一、“资本信用说”从神话倒悖论 　　“资本信用说”是肯定注册资本制度对形成和维持公司信用起主导作用的观点，以其为理论依据建立的是以注册资本为基础的信用机制。2013年《公司法》修正案通过，对公司法中相应的资本与登记制度进行了修订，在公司设立阶段废除了注册资本最低法定限额和实缴制，这一举措从立法上撼动了资本信用说的基础。从1993年公司法颁行始，并伴随着公司法四次修订，“资本信用说”一路以来在学理界饱受诟病，直至今日渐已式微，昔日的神话被视为悖论。 　　但是，任何学说、法律制度的确立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我们不能盲目将其置于当代现实的框架内进行肆意的批判，“资本信用说”及依其而建的信用体系，依其而设的《公司法》上相关的制度，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所起到的维持稳定与交易安全的作用不容质疑，历经2013年《公司法》的重大改革，它在维持公司信用方面的制度价值与实践效用也并非日薄西山。 　　（一）“资本信用说”兴盛的背景 　　1.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转型时期，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伊始，国有企业的改制便成为了主导，相应地，立法对于资本制度的设计上也会以此为主导，注册资本的高低不会对其改制后的设立产生较大影响，至于公司设立门槛的高低与否对于当时投资积极性的影响实在不是此次立法的主要任务。 　　2.从社会思维理念看：过渡时期不可能彻底地阻断计划时期的惯性思维，改革刚刚开始，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企业本身无法完全信任的情况下，政府这只手是不会完全放开的，因此立法中体现了很浓的立法者的主观关怀色彩。 　　3.从过渡时期经济秩序的状况看：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经济政策愈加开放，只有开放与鼓励未有配套的措施加以规制，上世纪80年代各地出现了公司热现象，欺诈现象严重，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因此，立法者规定了较高的注册资本，意图通过设定较高的准入门槛对公司进行规范和清理。 　　上个世纪80、90年代立法者以注册资本为信，是一种无奈之举。就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满变革风险而且社会信用体系缺位的过渡时期，当时急需一个判断公司信用的机制，构筑在注册资本之上的公司信用体系承担起了保障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的使命。 　　（二）对资本信用质疑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于公司信用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资本信用对于经济发展的束缚等弊端日益显现，其意图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的目的，在实践中的效果与其立法初衷并不契合，学理界对于资本制度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更是质疑纷纷，直至2013年《公司法》修订后在理论上对其更是大加挞伐。 　　资本信用的弊端： 　　1.对于采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的批判主要包括：第一，人为抬高了公司设立的门槛，不利于公司设立和鼓励投资；第二，《公司法》为各行各业统一规定了较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这种“一刀切”的行为没有考虑不同行业在设立公司时对于资本的需求，造成公司资本使用上的浪费。 　　2.作为与资本制度配套实行的出资形式制度自然难逃诟病。第一，这一问题的关键仍旧在于公司成立需要的资本形式是由谁决定的问题，不同行业对于公司设立所需的出资形式需求不一，公司作为市场的主体是能够以自己的理性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出资形式，法律强行干预的结果就是对于高科技企业施加过高的设立成本，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出资形式的法定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也得屈从所谓债权人保护的要求，牺牲了投资者的自身投资优势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的设立，经营才是一切的出发点，而偿债则是经营行为的后果问题，但在资本信用之下，弱化了出资的经营功能，过分强调偿债功能，这使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