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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模仿秀”立法需以人格权商品化制度作为基础 　　摘 要 模仿秀作为日前愈演愈烈的娱乐形式，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打了法律的擦边球。传统的人格权制度对模仿秀行为调整存在诸多的缺陷。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须承认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并逐步确立人格权商品化制度，以期填补我国这方面的立法空白。 　　关键词 模仿秀 人格权 商品化 　　作者简介：吕春燕，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南区民一庭，副科级，清华大学法律硕士。 　　任何法律规定都不可能穷尽所规范行为的表现种类，“模仿秀”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模仿秀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模仿明星四处走穴赚钱，这种现象几乎司空见惯。然而，专门针对“模仿秀”的立法在我国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虽然“模仿秀”行为部分可以纳入到现行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可是这种“管辖”却显得有些牵强。传统的人格权制度有着天生的缺陷，无法为模仿秀立法提供丰厚的制度基础。因此，模仿秀立法的基础在于人格权商品化现象的承认以及相关制度的确立。 　　一、传统人格权制度对模仿行为调整的缺陷 　　模仿秀相关立法的需要日前已经突破了人格权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用传统人格权理论来规范商品化权，进而对模仿秀行为予以规范，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一，传统人格权的调整范围有限。首先，传统人格权的调整对象仅仅局限于本人的人格特征，中国的人格权法除对姓名权和肖像权有所涉猎外，其他个人特征例如“声音”均未纳入保护范围，更无法谈及对模仿侵权行为的调整。其次，我国对姓名权的保护也不够全面，童年的乳名、绰号等不属于姓名i，就得不到姓名权的保护。例如，在美国Midlerv.FordMotorCo.一案ii中，被告模仿作为著名歌手的原告进行演唱从而获利的模仿行为，原告无法依据传统人格权提起赔偿要求。再次，传统人格权亦无法调整对动作、表情等进行模仿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类似动作、表情等能对身份进行确认的人格特征并非传统人格权的调整对象。iii总之，以我国为典型的传统人格权中调整体系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除了姓名和肖像之外的其他个人形象很难受到保护。 　　第二，我国对人格权侵权赔偿的规定较少，综观传统人格权体系，其对模仿行为侵权的赔偿责任规定亦是有限。以我国的人格权侵权责任为例，可见传统人格权对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而随着人格权的逐渐商品化，传统人格权的侵权责任规定并未考虑现代人格权的商业价值，尤其对于名人格权商业价值的保护并不完善，而名人人格权的商业价值远非以上所述的责任承担方式可以弥补。另外，传统人格权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在现代人格权的保护方面也没有价值。因为现代人格权商业价值减损大多并未涉及精神损害。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条则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时，得请求防止之，前项情形，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抚慰金。由此可见，传统人格权理论排斥人格权商业化的现象，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也十分的谨慎，恐怕精神损害抚慰金为人格权商品化鸣锣开道。 　　二、现行人格权制度分析 　　从我国现行人格权法来看，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的专属权。人格权只能由每个民事主体单独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也不受他人非法限制，不可与民事主体的人身相分离。传统的人格权以人格的精神利益为中心，基本上不直接涉及人格特征的经济利益，这种立法模式是大陆法系传统思维习惯造成的结果： 　　首先，大陆法系具有刻意保持人格价值的纯洁性，避免人格遭受物欲站污之历史传统iv。从民法的发展历史看，民法的起源事实上是为了调整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并且，不同的群体社会地位相差较大，因此人格的概念在早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罗马法中对权利的概念早期界定为“财产权”。然而，人格权在近代以来经历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权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予以关注。人们开始萌发了对人权的向往，希望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法学家们也开始探索，在人权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法律，作为保护权利最得力的工具，当仁不让的率先承担了这一任务，也因此出现了所谓“人格权正在向财产权夺回桂冠”的现象。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正如前述，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传统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方面的规定尚有过艰难的历程，更何况现代人格权浓重的商业气息。为保持人格权的纯洁性，传统的民法学者们严格区分人格权与财产权，坚决不将二者混同。这就使得法律规定严重滞后，将一部分人的人格权商业利益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明显与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