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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犯罪侦查体制应从“分散型”走向“集中型” 等 　　腐败犯罪侦查体制应从“分散型”走向“集中型” 　　我国的腐败犯罪侦查体制应该从“分散型”走向“集中型”，而这可以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加强垂直领导，第二步是合并侦查职能。检察机关在完成内部机构整合之后就应该成为我国查办腐败犯罪的主要力量，既是“正规军”，也是“主力军”。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应对现行的犯罪侦查管辖进行调整，把民营企事业单位中的腐败犯罪案件也划归检察机关侦查。目前，公安机关承担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案件的侦查职责。然而，公安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在查办腐败犯罪的过程中抗拒外界干扰的能力较弱，而且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三百多种刑事犯罪的任务，查办腐败犯罪的任务容易淹没在其他那些往往具有紧迫性的工作任务之中。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受贿案件也应该划归检察机关侦查，而这也是建立一元集中型腐败犯罪侦查体制的要求。 　　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犯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犯罪并不是发生在两个相互隔离的社会之中，因此由同一个机关统一负责侦查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反腐败效率。在这方面，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经验就值得借鉴。其实，检察机关在1979年恢复重建时设立了经济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以及偷税抗税和假冒商标等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后来经济检察部门改名为反贪污贿赂检察部门，并且把一些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权移交给公安机关。笔者认为，考虑到反腐败的整体目标，检察机关负责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的侦查是合乎时宜的。由于这种侦查管辖的变更并不需要对机构和人员进行大幅调整，只要中央决定，公、检两家协调即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 　　从司法角度反观法治实施的四个问题 　　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可实施性问题。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主要的矛盾转向了执法和司法，但是我们认为从司法的角度仍然还要回过头来关注法律规范本身的可实施性问题。有的法律实施得好，有的法律实施得不好，有执法司法上的问题，也有法律规范不具有可实施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关注。 　　第二，司法程序的高度正当化问题。全国人大近年来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司法程序正当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从公正司法的需求来看，我们的司法程序正当化的空间仍然很大，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 　　第三，事实认定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的科学化和明晰化问题。现在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同案不同判，当然原因很复杂，我感觉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事实认定规则还不是十分科学，还不是十分清晰，同时法律适用规则也不是那么系统、清晰和科学，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形式法治主义，所以要么不统一、要么效果不好。 　　第四，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融通化问题。在我们国家，公法和私法仍然继承大的法学传统。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法和私法各自的壁垒而缺少应有的交流和融通，以至于在公法和私法交叉的一些案件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统一的判决，这里需要整合公法和私法的理论、理念，形成新的法律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二级大法官江必新 　　转型中国的司法与大局关系 　　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礼治型治理方式向法治型治理方式转变，正在从“礼治中国”迈向“法治中国”。相应地，法律的运行模式也在经历由行政主导型向司法主导型转变。可以想见，司法与大局的关系，在经历服从型、协助型、合作型的演进后，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必将走向制衡型。重构二者的制衡型关系，需要赋予司法以良善的品质、独立的地位、终局的权力和精英化的构成。如此，才能发挥司法在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和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中的作用，进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孟高飞 　　要客观评价民族区域自治法 　　国内外有一些质疑和否定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民族政策、民族制度、民族理论和模式，试图用新的东西来代替它，由此产生的后果和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的质疑声音是从来没有过的。有的基层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戏称“民族区域自治法只有慰问信，没有慰问金”，这非常不符合实际情况。今年我们到几个自治区进行检查，从2004年西藏、新疆自治区GDP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西藏、新疆投入人均也是居首位，早已突破1万美元，连续保持GDP增速全国第一，31年来，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巩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这一点要充分肯定。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室主任高峰 　　公诉案件无罪判决何以难 　　无罪判决难对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造成了很多方面的系统性的影响，首先就是客观上导致了一部分清白的被告人被错误定罪的风险提高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刑事冤案之所以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