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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因素关联性 　　全球汽车产业随着世界经济的波动出现相应的变化，而在不同的国家中，其汽车产业的运行状况不同，与国家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对于我国而言，汽车产业的发展历史不长，但国内汽车产业发展速度快、规模大，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现阶段，无论是汽车产业自身还是我国经济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时刻，对于重要产业部门的汽车产业而言，只有清晰地明确汽车产业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联的规律，才能促进汽车产业本身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同时通过汽车产业的发展最有效地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推动自身及社会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的方向发展。 　　1　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1.1　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在现代的经济波动理论研究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冲击mdash;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Blanchard和Fischer(1989)提出了冲击因素和传导机制的作用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将经济波动的效果分解为两种类型的冲击因素所致，其一为永久性冲击，其二为暂时性冲击。李春吉，孟晓宏(2006)以该机制为分析框架应用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来研究我国经济的波动问题，得出结果表明，在暂时冲击中，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消费偏好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名义货币供给增长冲击和技术冲击都能够导致较为明显的暂时经济波动;在持久性冲击中，只有消费偏好和技术冲击的持久性对经济波动的变换呈现显著影响。其中具有正向持久的消费偏好冲击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最为重要。卢二坡，王泽填(2007)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效应研究，是国内关于经济波动比较有价值的实践研究。研究中使用了1953年到2004年我国27个省际地区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数据，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讨论的我国各地区短期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都具有负效应，而90年代以后各地区短期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效应呈现出了差异，即有的地区为正效应，有的地区为负效应。陈昆亭，周炎(2012)继续了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研究，通过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1952至2010年的数据得出我国改革开放前波动性与平均增长大致呈现负相关，改革开放后两者近似呈正相关或滞后正相关。进而得到结论，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波动与增长关系的核心因素，是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的内生增长因素。 　　1.2　关于宏观经济与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Karen Kopecky，Richard Suen(2004)的论文将汽车与社会城市化联系在一起。他们衡量了美国战后(1940～1970)汽车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其中包括的主要因素有汽车价格的下降、实际收入的增多、交通出行成本的降低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其结论是上述四种因素共同影响了战后城市化进程中的60%，最先起作用的是汽车出行的固定费用的降低与时间的节省因素。Valerie A，Daniel Vine(2005)从分析美国汽车产业产销行为追踪致使美国GDP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运用自相关函数模拟了当汽车销量下降时的后续效应，结果显示包括利率下降在内的因素驱使销售稳定从而成为降低汽车产出波动的关键因素;Karen A.Kopecky和Richard M.H.Suen(2010)利用环形城市模型对1910年至1970年的美国郊区人们收入提高对汽车产业的贡献，得到结论是该时期美国郊区化与汽车产业的扩散是一致的，实际收入的提高和汽车价格的下降成为驱动城镇郊区化的关键。该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汽车产业宏观影响因素的线索;Hiroyuki Shibusawa，Takafumi Sugawara(2010)以日本国家经济与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索新能源汽车形成产业化会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使用投入产出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油电混合汽车产业对日本国家经济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纯电动汽车产业将对日本国家经济带来负作用。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的研究建立了关于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用以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其结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稳定性，有助于波动的抑制，而产业高级化则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总体上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应当引导产业高级化突破制约使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张曼茵(2009)在其论述中指出，2004年，德国和日本汽车产业研发支出占到整个制造业研发支出的比例分别是36%和18.1%，此外，根据英国贸工部的报告，2006年世界上在研发上投入最多的6家企业当中有4家企业来自汽车产业。从汽车产业增长的角度，尹小平，王艳秀(2011)通过影响我国汽车销量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我国汽车销量的特点，从而考察产业政策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