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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基本框架及原则的分析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部署的“完善税收制度”中，房地产税的立法与改革无疑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解读与相左观点更是将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推向新的高潮。 　　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坚守《决定》确定的深化税制改革的两个基本框架和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前提，必须首先达成基本共识。 　　一、两个基本框架 　　《决定》明确提出了深化税制改革的两个基本框架:一是“完善地方税体系”;二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今后的税制改革(至少2020年前)应当在这一基本框架内进行。 　　(一)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定位之辩:强化财政职能 　　《决定》中提到的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和环保税等6个税种的改革无一不与完善地方税体系有关。其中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环保税等4个税种的改革与完善地方税体系直接相关不言而喻，消费税的改革也因由生产环节转向流通环节而与地方税体系体系相关。至于增值税改革，更是倒逼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最直接诱因。因此，房地产税的立法与改革必须置于完善地方税体系这一框架之内，这就是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质的规定性，也是新形势下的最新定位。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定位是一个必须首先达成共识的问题，坊间共有三种基本观点:一是调控房价;二是调节高收入;三是增加政府收入。十年九调、房价越调越高和税收调控作用极为有限这一事实无情地否定了“税收万能”的观点，所以目前坚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有关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定位之争集中在后两种观点上。 　　我们认为，调节高收入也好，增加政府收入也罢，都必须坚守在《决定》确定的完善地方税体系这一框架内来讨论。如果我们将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置于“营改增”背景下来考虑，则必然会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保持中央、地方财力格局基本稳定条件下应当将增加政府收入作为第一定位、调节高收入作为第二定位，至于房地产税能否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争议则属第二层面的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证。 　　(二)房地产税收规模之辩:提高直接税比重 　　如果说“完善地方税体系”是对新一轮税制改革质的规定，那么“提高直接税比重”则是对新一轮税制改革量的规定。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现代税制建设的“八字方针”即“优化结构、社会公平”，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将优化结构诠释为“提高直接税比重”。世界税制发展轨迹证明，税制结构特别是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与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生产力水平愈高直接税占比愈高，反之亦成立。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居民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为优化税制结构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提供了可能。《决定》遵循经济规律，适时明确提出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新一轮税改基本框架。财政部部长公开表示，全面推行“营改增”将减少大约9000亿间接税收入，在保持税收收入基本稳定和优化税制结构的双重约束条件下如何推进本轮税制改革，换言之，减少了9000亿的间接税收入能否用直接税弥补(当然9000亿指的是全面营改增减少的总量)?重任无疑落到了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两个主要直接税税种上，从长远发展趋势看，我们认为这两个税种能够担当!因此，必须改变沪渝两市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缺陷，将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置于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一基本框架之内，实行累进税率，通过整合房地产税制提高直接税总量。 　　二、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处理好房地产税立法与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关系 　　(一)“税收法定”内涵之辩:一个必须厘清的前提 　　《决定》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高度，首次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写进党的最高级文献中，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无法估量。然而人们对“法定”内涵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这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会大打折扣。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历史使命，就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而言，首先要厘清的前提是税收法律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即“税收法定”的内涵与外延。 　　一般将税收法律按其立法主体和效力分为狭义与广义两大类:狭义的税收法律是指由权力机关 (按中国政体应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同)创制的税收法律，目前我国狭义的税收实体法律仅有3部;广义的税收法律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就不成熟的税收基本制度事项或非税收基本制度事项创制的税收行政法规，一般认为我国目前税收实体行政法规有15部。此外，税收法律的外延还应当包括国务院主管税收行政部门制定的旨在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具体操作层面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