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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全球蔓延的民粹主义 历史上民粹主义出现过3波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目前正在全球蔓延的民粹主义被广泛认为是第三波民粹主义高潮的延续，也有学者称其为新民粹主义。尽管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抬头，但它们的政治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以玛丽娜·勒庞为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在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的异军突起震动了整个欧洲。同样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希腊金色黎明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都是该国重要的政治力量。民粹主义已成“泛欧洲”化现象。不过，虽然民粹主义政党活跃在欧洲政坛，但尚未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也鲜有单独执政的案例。 经典民粹主义仍然以俄国民粹主义为代表，它不能不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民粹主义的门径。要想了解俄国民粹主义，首先要了解俄国的传统农村。 俄国农村是一个公社的世界（在俄语中米尔（村社）和世界是同一个词），农民则是米尔公社社员，米尔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有劳动组合和共耕地，有公仓、公牧、公匠，并且实行“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的连环保制度，具有村会选举和村社审判等“小共同体”的自治功能，甚至住宅业都必须建在一起。让我们中国人不可想象的是，米尔成员对村社的义务要超过对国家的义务。共同体给每个人安排了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束缚—保护”功能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　　 这种传统对俄国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使之形成了深层的历史积淀：首先，村社的平均意识、轻商抑商传统与“不与私有化共谋”的民族理念，“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好沙皇”情怀。俄国人常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那只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在民族认同中有普遍的仇富心理和反西方传统，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植根于这种文化土壤的链条中很容易孕育和滋生向后看以及把过去理想化的“土地民主主义”（马克思语）思潮。　　 其次，在民族性格中，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有余理性不足，所以近代俄国在文学史上群星灿烂，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处事行为中浪漫有余、易大嗡大轰、一蹴而就，缺乏理性思维、缺乏妥协精神和持久耐力，总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容易导致群众性歇斯底里运动。　　 再次，村社的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是并行不悖的，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民粹派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还有，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性）情结。总之，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权利与义务取得了美妙的谐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农奴制危机的加深，反抗农奴制的革命民主主义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主张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通过自己特殊的农民村社，走上一条独特的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都非常流行。1861年俄国沙皇自上而下地进行农奴制改革，因为改革的方式极不公正，贵族以割地形式把部分村社土地攫为己有，农民还需为得到另一半土地缴纳赎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奴制改革与其说是农奴得到了自由，不如说是地主得到了自由，改革以后地主经济快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迈进，它的发展方向是以追赶欧洲的现代化为目标，但是却以牺牲农民利益为特征，农民不但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原来的温情世界被打破，贫富分化快速加大，农民在失望中掀起了抵制改革和争取土地与自由的斗争。　　 与社会情绪激进化相应的是平民知识界发起了“民粹主义”运动（以发起“到民间去”，走向人民运动而得名），他们积极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为民请命，反对这种非人道的改革，要求恢复原有“抑强扶弱”和社会平等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在俄国不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不和谐、是祸害、是倒退和腐蚀人类灵魂污泥浊水；俄国传统中的“平均”和“民主”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在村社集体主义的土壤上培养出的“社会主义”是对抗西化、自由化、资本主义的天然屏障，是通往理想王国的桥梁。他们“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