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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 　　拜读了马佩教授的《驳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与程仲棠教授商榷》(简称“马文”)[ 1]之后,是否答辩颇感犹豫,因为“马文”的论点论据多半属于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论的老生常谈,在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①中已被解构,“马文”的反驳局限于我的《近百年“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述评》一文,[ 2]而对我在其他论文中对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论的批评则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我也用老调重弹的方式作答,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促使我决意答辩的,是“马文”提出的一个“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那是一个流行的逻辑学定义,但定义中用以表示研究对象的关键词“思维形式”是有歧义的,人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使得究竟什么是逻辑学,“马文”究竟以什么作为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成为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百年争论之所以是非难定,撇开非理性的原因不说,就有一个纯学理原因,就是在基本逻辑观即对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方面存在重大分歧。随着争论的深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逻辑观的交锋。按照我的逻辑观,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但没有逻辑学;“马文”的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的后果,就是导致逻辑学与逻辑思想两个不同概念的混淆。下文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以答复马佩教授。 　　一、两种不同的逻辑观“马文”给逻辑学下了一个定义:“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并说:“有了逻辑学的这个定义,也就有了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问题在于“思维形式”究竟何所指?对此人们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广义的解释和狭义的解释,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逻辑观。一种逻辑观是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广义的思维形式是指反映客观现实的思维形态,包括概念、命题(判断)、推理和论证,它们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匈牙利逻辑学家贝拉·弗格拉希就是这种逻辑观的一个代表,他同样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性的科学。”何谓“思维的形式”?他解释道:“概念和判断就是思维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思维的形式#39;这个用语的。”并强调:“思维的形式根本不能同内容分开”。可见,他所谓“思维的形式”是指包含具体内容的思维形态。把思维形态当作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可避免地得出逻辑学有阶级性的结论。弗格拉希说:“逻辑学中应该包含着政治”,逻辑学的阶级性呼之欲出。在上世纪50年代对我国逻辑学界有过重大影响的苏联逻辑学家斯特罗果维契,也从思维形式的广义解释.出发得出结论:“形式逻辑也和任何科学一样是有党性的”。 　　另一种逻辑观是以狭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狭义的思维形式是指不含具体内容的概念形式、命题形式(判断形式)、推理形式和论证形式,一般由变项与逻辑常项组成(简单的概念形式和命题形式可由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单独构成,不含逻辑常项①)。就传统逻辑而言,狭义的思维形式是用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所以撇开了思维的具体内容;同时,经过对变项的解释可以表示思维的“抽象内容”或“基本内容”。②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是苏联哲学界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此前,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观支配了哲学界,从这种逻辑观出发,人们得出逻辑学是上层建筑因而有阶级性的结论,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指出“思维的形式和规律… …不是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所以没有阶级性,而具有全人类的性质。” 　　其根据就是对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在考察思维的形式时,“形式逻辑撇开了概念、判断、推论的具体内容”。[ 5] 349这些观点在我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进一步的发展。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首先区分了“思维形态”与“思维形式”,把概念、判断、推理与论证称为“思维形态”,把不含具体内容的思维形式界定为形式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该书对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的重要发展是:把变项引入思维形式的概念,当作思维形式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把用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取代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当作建立思维形式的基本手段。③我拒斥前一种逻辑观,而认同后一种逻辑观。从我看来,广义的思维形式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思维形式(下文将省略“狭义的”三字,我所谓“思维形式”均就其狭义而言)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有效的推理形式和思维形式的规律则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下,思维形式的规律即逻辑规律是指命题形式中的永真式。一个逻辑系统的核心部分就是由一切有效的推理形式的集合和一切永真式的集合所组成的并集,对本系统的论域而言,并集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滿足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所以,我给逻辑学下的定义是:“形式逻辑就是一门以滿足正确思维必要条件如果还要追问何以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出半形式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