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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协会与民国现代农建的肇兴探究 　　在以农立国之中国，农村之荣枯、农业之盛衰，历来为民生裕瘁之所关。然自民国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崩溃摇落，农业日呈萧条衰退之势。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业危机的日益加剧，农业及农村问题成为一个不容回避且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农业建设问题一时聚为焦点，其方略、步骤、内容等等，既有政府所谋划，也有社会所关注，更有各种团体组织的鼓与呼。正是在民国肇基亟待建设的历史情势下，中国建设协会成立并开始了对一切物质及精神建设的研究与宣传;其对农业建设路向的探索，以及就此提出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农建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引动了现代农建的兴起。然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却对此不甚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国建设协会的农建主张、时代特征及其在现代农建史上的贡献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民国现代农建演进历程的认知，并为当代中国农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中国建设协会成立缘起 　　“凡一社会团体之产生，必应于时代之背景与其当前社会之需要”，中国建设协会，亦即“应于时势之需要而产生者”。其时，中国“无在不显其支离破碎衰颓萎靡之气象，以言救国，舍建设外亦实无他道可言”(曾养甫《本会之使命》，《中国建设协会成立纪念专刊》，1929午12月，第31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当建设声浪高唱入云之时，农业建设不仅作为立国之本、民生之母，亦作为工业建设之基础，成为中国建设之重要问题。“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工业中如纱业、丝业、面粉业、糖业、油业、制造业、烟草业等，无一不倚赖农业供给原料”(邹秉文《农业与公民》，《东力杂志》第1，卷第16号，1922午，第23页)。尤其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异军突起的近代工业，更是在原料、市场等方面对农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然以农政为主的传统农建路径，却在工业化需求面前备感力不从心。 　　虽然，“我国自清季以来，对于农业之研究改良，亦已有年”，但因“以前之政府，未脱封建思想，只知利官而不知利民，能一琴一鹤，两袖清风，已称循吏，与之谋改良农业，非敷衍了事，即置若圈闻。社会之力量，既因政府腐败而不能与之合作，又因彼此私利冲突，不能共同推行改良，纵有良法美意，而无力量为之推进”(曾养甫《卷首语》，《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午12月，第1页)。加之传统农事因缺乏植物学、气象学、化学等农学知识，而没有科学研究与改造，以致农民在农事活动中一味株守旧习，未求新知，“数十年之提倡改良，并未与实际农业发生关系，并未得相当之结果”(曾养甫《农业改良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应采之力法》，《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午12月，第1-}- 2页)。此外，近代工业的兴起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业衰落，“有力壮丁，悉移走于都市，致使农村劳动者，日益减少，生产物日形缺乏”(铎声《建设时代之农业政策》，《农铎》1928午第1期，第4页)。这不但造成农村生产力减低，甚且使工业建设受阻滞，“若以现在我国农夫之生产力而言，其所可饲养之他业人民太少，而工业亦遂无发达之希望”(刘和《农业建设的我见》，《中国建设》第1卷第6期，1930午6月，第14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及农村日趋衰败，惨相更甚。这一持续演进的趋势进一步诠释了传统农事功效的式微，同时也昭示着用现代农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改进农业的急迫性。随着社会上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等不绝如缕的吁求日渐增高，农业建设成为国民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所关注的重要事项。为扭转农业衰落之势及支持工业起见，国民政府遂将农业建设提上日程，着手用现代化手段解决农业危机;现代性的农建思潮亦经由各种社会团体对农建问题的研究得以呈现。 　　建设潮流所向，社会群趋以归。为“使举国民众咸晓然于建设之重要，人人耳所闻目所视口所言心所思，一致趋于建设化”，1929年3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会长张静江，联合曾养甫、李石曾等热心建设的志士、专家起而组织中国建设协会，“以秉承总理遗教，研究及宣传一切物质及精神之建设并促进其发展为宗旨”，通过刊行《中国建设》宣传“鼓吹建设之思潮”(《中国建设协会成立宣言》，《中国建设协会成立纪念专刊》1929年12月，第27-}-28页)，并荟聚了众多农学专家致力于研讨农业建设。如该协会发起人之一蒋梦麟即是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其大半生精力“都是在围绕着农村复兴而工作”(郭大钧主编《中华民国史》第7册，四川人民出版刹2005午版，第455页);协会会员陈国钧、张范村更于1930，1933年先后主编出版《中国建设》“农业专号”与“农村复兴专号”，揭载海内外农学名家如翟克、杨开道、蓝梦九等，以及国民政府农矿部设计委员会与中华棉产改进会等农建机关成员的著述，于农建事业以翔实之指导。协会其他会员亦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