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电化教育的兴起.docVIP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电化教育的兴起 　　一、传教士电化教育活动缘起 　　19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海外宣教活动的扩张，尤其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传教士联翩东来。他们为了将基督福音传播给信仰儒教的中华民众，不断地探索传教的策略和手段。除建教堂并冒险深入中国各地进行集会演讲直接传播基督教义外，还通过开医院、办学校、行慈善等途径传播基督福音，借以提高传教布道的效益。在此过程中，幻灯、电影等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科技成果，因其新奇、独特、能够传播讯息等功能，而被传教士当作了传教的道具。随着传教方针的转变及中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尤其教会人士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并将办理学校从事教育作为自身事工之一种，幻灯、电影等电化媒介也逐渐被带进课堂，成为辅助教育教学的利器，由是奠定了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基础。因此，传教士对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兴起立下了开拓之功。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电化教育的关注与引介，主要缘于下述因素。 　　二、传教士引入电化教育的方法与手段 　　传教士对电化教育的引入，除在器物层而直接从西方带来播放幻灯、电影等电化器材外，还通过书刊对电化技术知识予以介绍，在集会中借助电化器物、技术开展演讲，以及在学校中运用电化技能教学等途径，将电化教育引入中国社会。 　　(一)在纸媒报刊上宣介电化技术知识 　　自19世纪40年代传教士大批涌进中国之后，就把出版西书、创办报刊作为文字布道的主要途径。同时为迎合中国人西学救国的心理，吸引更多中国人阅读西书与报刊，他们借助书刊也介绍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正如近代报业达人戈公振所说:“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方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作为电化教育基础，也即光电之学一部分的西方电化技术知识，通过传教士撰写的文字被引介到中国。 　　(二)在集会演讲中借力电化器物技能 　　来华传教士宣扬基督教的一种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会演讲。由于任何种类的文化传播都是一种双向的活动，它不仅仅取决于传播者的努力，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状态。而传教士对宗教理论的强行渗透，自然遭遇到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国士人乃至民众的厌恶和反对，因此如何招徕听众围观、吸引听众兴趣以达到一定的传教效果，是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常常遇到的阻力与难题。应该说，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受众情况还是作过一番研究的，他们普遍感受到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对西方宗教的厌恶但同时对西方科技又表现出喜爱，因此来华传教人物们选取先进的西学、西技作为宣教的突破口。 　　(三)在学校教学中运用电化技能授知 　　传教士也是学校领域内电化教育的主要引介者。从现有材料可知，最早具备幻灯的学校是香港圣保罗书院。1861年傅兰雅受圣公会派遣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一职，他在家信中提及该校的图书馆不仅有大约5000册藏书，还有一套照相设备及幻灯。虽然设置幻灯的用意不明，但该教会教育机构早有幻灯设置自是不争的事实。 　　三、传教士对中国电化教育兴起的作用与影响 　　近代中国的电化教育兴起于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之时，作为电化教育技术与器材支撑的幻灯、电影、照相等电化媒介，从吸引国人眼球的科技新玩意儿到宗教宣传的道具，再到成为辅助教育教学的手段或工具，近代来华传教士具有开拓之功。他们不仅推动了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源与传播，还培养了一批电化教育人才，为近代中国电化教育的后期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首先，传教士推动了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的萌孽与传播。电化教育在晚清的中国社会，虽然呈现零星布点的状态，但由传教士燃起的点点星火在清末民国初期蔓延开来，在更多的学校及社会领域开始传播。在学校领域，除了文中所述的几所早期学校之外，在清末及民国初期，更多的教会学校如南京汇文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中西书院和圣约翰书院等，都己开始使用电化教育手段。随着国人自办学校的渐次开办，传教士也把这种新式的教学手段带入其中，如天津南开中学及北洋大学等。尤其是登州文会馆，在近代电化教育的发源与萌孽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传教士借助电化器物的操演培养了一批实施电化教育的人才。来华传教士人物如狄考文、傅兰雅等人，在教学中不仅运用幻灯等电化器材，而且还亲手制作此类物件用来教学。如被誉为传教士科学家、发明家的狄考文，除亲手制作了不可胜数的教具外，还指导学生参与制作活动。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文会馆弟子丁立磺还在济南开办了理化仪器制造所。作为首批接受现代教学手段教育的人才，这些传教人物的中华弟子因新型教学方式所带来的最初心灵震撼可想而知。 　　与其他教育学科不同，电化教育学科从一诞生就与新兴的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