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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权力和发展 　　如今盛行的思想认为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同等重要。我们认为，民众希望国家权力可以受到约束，但诸多历史事实表明，国家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合作，共同追求更合理、有效的社会力量一直是历史的主旋律。但这也不是现代化的完整故事。殖民主义和国家弱化这样次要的故事也同样是现代性的表现。标准化的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它抓住了核心资本主义演进中的许多真实(以及不太真实)的过程。但用这种乐观的和理论上规范的视角去考察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时，自由主义理论就未必正确。在这些地区很多相同的过程导向相反的轨迹，如日渐衰落的“腐败”国家、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导致的非技术化、弱化的公民身份。公共担保和强制执行的权利的缺乏并不是“传统主义”的文化缺陷。在一些地区，狭隘的寡头精英的统治激起了穷人和民众的愤怒，其统治摇摇欲坠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半边缘国家夹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中间，它们具有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双重特征。这种复杂的组合产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自由解放运动，但也诞生了独裁政权。俄罗斯或其他半边缘国家为了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在君主制到革命政权之间周期性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独裁政权。各种形式的“为了发展的独裁制度”都是通过把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集结在自己手中来寻求转变。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权力的集中伴随着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例如拿破仑、斯大林、凯末尔、纳赛尔和庇隆这样“革命性皇帝”。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国家的多样性之上的。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现有的世界体系，所以很多人会视其为理所当然。然而，这样的世界体系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是仅有的。前现代体系往往会发展成为世界帝国，如罗马、中国或伊斯兰哈里发。许多这样的世界帝国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由于这些世界帝国可以随意剥夺资本家，或在周期性的“黑暗时期”，这些国家由于过于混乱而难以维持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主导。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也有几次转变成一个军事帝国，如西班牙的卡洛斯五世、拿破仑、希特勒。资本主义对世界征服威胁的反抗，每一次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广泛的机会主义联盟开始的。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在胜利后会上升到资本主义改革者和首席监护人这样的霸主位置，如17世纪的尼德兰联合省(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1945年以后的美国。布尔什维克国家也曾威胁通过征服或“输出革命”结束资本主义。但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改变了他们的路线，转向更“现实主义”的方向，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制约。需要注意的是，当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整个地卷入激烈的霸权争夺中的时候，也恰恰是俄罗斯可以实现其辉煌的历史性巅峰。因此，俄罗斯这样军事上强大的外部盟友很受欢迎。现代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消长，反复给予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俄罗斯的现代化循环周期与资本主ikZE义核心的霸权周期同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为了利用地缘政治的有利时机，俄罗斯每一次必须集聚其军事力量。这就需要大力培育新军，有强大的国家机构、税务机制和生产基础支撑，因此超激进分子和变革型暴君(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出现在俄罗斯国家权力强大的时刻不是巧合。专制统治者的反复出现与其典型的半边缘策略有关，因缺乏资本主义资源而只能依靠专制来弥补不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期俄国在跃升到国家集权和军事化阶段时，可能都要依靠巨大的压迫性措施，以挤压农民获得人力和税收。但是，在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之间，又始终存在某些其他类型的精英。每个提升俄罗斯全球地位的重大努力都必须消除旧的精英，用新骨干取代他们，新精英所属的集团组织、其技能和特性与国家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每次俄罗斯的现代化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至于布尔什维克，在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广泛性改革之后，紧接着就是自上而下的斯大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