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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由传统的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向近代史书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过渡，呈现中西体例和思想互动融合的局面。20世纪前半叶，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方法的不断涌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特点是章节体一枝独秀和史学研究的编纂形式多样化并存。20世纪后半叶，中国当代史家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历史编纂理论，并对20世纪中国引进章节体史书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梳理，希望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整合中西历史编纂理论和思想，建构新的时代特色的历史编纂学体系。从20世纪初开始，章节体就成为史家撰写历史著作的主要体裁。 　　章节体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史学影响，随着近代新史学的兴起和读者平民化而在我国出现的一种新体裁。它具有依时间顺序，按章节编排;因事立题，分篇综论，既分门别类，又综合通贯的特点。章节体史书的兴起，显示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趋势。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勃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纂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在吸收章节体史书和历史编纂理论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和改造，在推进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历史编纂理论和历史编纂实践中都有卓越的贡献，开启了中国历史编纂学民族风格的新时代。 　　1908年，孟森主持《东方杂志》，接手伊始对《东方杂志》进行改版。其改版中对“职官表”、“大事记”栏目的体例创新，就是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经验运用到期刊方面的有益尝试。比如，他在改版中创设的《职官表》，就是利用《史记》以来中国正史成熟的表历体例，通过表格更加简洁直观地反映动态的人事变动，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孟森改版后的“大事记”的编纂体例仿效南宋朱熹所创造的“纲目体”，结合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论等的优势融汇而成的新的体例，反映了孟森熔铸改造传统体例的能力。孟森改造的“大事记”栏目，并没有简单地采用“编年体”，它以时间为经，叙述大事概要;以纪事本末体为“纬”，揭示事物的发展和因果关系。而孟森在“大事记”事项条目之下写作的评论，更是突破了原有纪事本末体例往往只是资料汇编的局限，提供作者对于事件的观点和认知。比如1908年6月的“大事记”的附注就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特点，“二十七日革法部主事陈景仁职”，其后附注:“以参于式枚阻挠宪政也。始式枚一再读奏，士论不过鄙之，至是乃稍稍激愤矣。”①附注 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进人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自寿彝先生在建构中国历史编纂的理论体系、方法论和学科意识等方面具有开启风气之功，而陈其泰先生则接续这一传统，努力去推进和完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自寿彝先生从40年代开始就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理论和20世纪初中国引进章节体史书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希望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历史编纂学体系。1961年，先生发表了《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梳理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并将历史编纂学遗产比喻为一个“花圃”，该文的发表对推进历史编纂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以来，自寿彝先生TZDPk进一步思考历史编纂学问题，指出深人地开掘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史书体裁的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 　　由此他明确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的概念，开始反思与认识传统历史编纂理论和20世纪中国引进章节体史书的利弊。在对中国历史编纂理论和实践宏观分析和微观考察的基础上，他提出研究从古代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道路、丰富成就和其中的理论问题，应包括历史和理论两个部分。 　　其“历史部分”，主要应研究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道路，各个时期的特点，主要史书体裁的演变和历史编纂的主要成就，史馆制度的发展及其与私家修史的关系等项;其“理论部分”应研究历史编纂中蕴含的高度智慧，各种主要体裁的独特性和运用中的创造性，历史编纂理论的成就，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中西历史编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等;两个部分相辅相成，紧密联系，构成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