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康乾时期吉林将军采捕管理职能的擅变.docVIP

分析康乾时期吉林将军采捕管理职能的擅变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前，吉林将军一直为清代吉林地区的最高长官，其职能广泛，涉及军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多方而。本文即拟对其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一采捕管理职能在康乾时期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 　　清代东北地区“山野江河产珠、人参、貂、獭、,雕、鹿、抱、鳃鲤鱼诸物”，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在此“设官督丁，每岁以时采捕，俱有定所、定额，核其多寡而赏罚之，或特遣大人监督，甚重其事”。吉林将军即为吉林地区采捕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其所掌采捕事务中以人参、东珠、鳃鲤鱼三项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 　　一、人参采捕 　　人参号称百草之王，其营养价值丰富，药用价值高。女真人很早就开始通过售卖人参获利。据载，辽金时期“女真地饶，山林土产人参，宁江州榷场以人参为市”。至明末，努尔哈赤率部“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纂富”，人参更是在女真一满族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入关后，满族统治者仍未放松对东北地区人参资源的控制。康熙时，“惟朝廷及王公岁额得入(指入山海关)，余皆不得入，入者死”，其严苛程度可见一斑。 　　清初，清政府主要以八旗分山制采挖东北人参资源，由八旗贵族分别组织人力在所属封地内采取。但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原有参山之参采挖殆尽，清政府令“嗣后八旗俱往乌苏里等处采参，其分山各入之例，暂行禁比”。四十八年(1709)，又定“宁古塔、玛彦窝哩别派、绥哈河、伊拉莫河等处地方所产之参，专备上用，不准常人采艺”，同时规定采参人照盐引给予参引，其中“盛京将军所属，发给四千参引，宁古塔将军所属亦如之，乌拉打牲总管所属，发给二千斤参引”。并由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乌拉总管分别派兵采参，“所得之参，分别多寡美恶，折给银两。著该将军选上参一百斤，次参九百斤，解交内务府，其余折给银两”，“收参之时，由户部奏派堂官一员，带干员四人前往，会同该将军、乌拉总管，公同验收。其折给银数参数，均开入原执参引，铃用将军、总管印信，交派往大臣收纳”。由此，八旗分山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东北人参资源俱收归于帝，吉林将军(时称宁古塔将军)也开始有办理参务之责。此后，采参制度又历经多次变化。 　　雍正元年(1723)，由于长期以来盗挖人参现象无法禁绝，清政府遂因势利导，对人参“定制收课规定:有愿自备资斧鞍马赴乌苏里、绥芬、额尔敏、哈尔敏、额赫诺殷、萨音诺殷等地者，无论旗民，领票交参征银，并且“十人一长，五十人一领首，互相连保，将领票人数、姓名、旗分、佐领、住居注册，按册收税”。而次年，吉林将军哈达就因呈文领票的张承德等十人“系雇工游民，并无保人，故给票无凭证”，并且“除伊等之外，并无领票人”，而将四千张参票悉数解送回部。几年过后，效果仍不甚理想，故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奏准，“乌苏里、绥芬等处参山，招商刨采”，清政府发给商人参票令其雇佣刨夫采参，所获之利一部分归官，一部分给商作本。吉林将军仍有督办之责。实行几年，私弊较多，清政府于乾隆九年(1744)再次将参务改回官办。此后，请领、发放参票，歇山与连刨，收办参斤等事宜“皆令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宁古塔副都统会同商酌办理”。此外，清政府还于盛京、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地设立官参局专办参务事宜。 　　清政府在吉林地区特设的皇家采捕机构一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初亦有采参之责。但由于长期采挖致使山场荒芜，至乾隆初年，打牲乌拉所交人参连年缺额严重，乾隆十一年(1746)上交数甚至不足额数的十分之三。所以十三年(1748)，乾隆帝以“打牲乌拉采人参事繁，总管一人不能办理”令吉林将军兼办。实行之后仍无起色，故十五年(1750又以“乌拉地方捕牲壮丁采取人参，有名无实，嗣后采蜂蜜三百户，停其采参”停止了打牲乌拉的采参任务，而专以吉林将军对吉林参务进行垄断经营。其中吉林乌拉由将军直接办理，“宁古塔、伯都呐、三姓、阿勒楚喀等地之参务，虽分别有承办副都统均由将军处总理” 　　二、东珠采捕 　　东珠，亦称北珠，特指东北地区所产珍珠，也是完全处于清政府垄断之下的一种物产资源。 我国东北民族有着悠久的东珠采捕史，中原汉家典籍中对此很早就有了记载。《后汉书》中即云，东汉时期夫余国“出名马、赤玉、貂纳，大珠如酸枣”。其中所谓“大珠”即后世所称东珠。到了宋代，北宋宫廷之中“竞尚北珠”，这些北珠(即东珠)“皆出辽东海汉中”，通过榷场贸易传至中原汉地，深受北宋贵族喜爱。叫金朝海陵王完颜亮亦对东珠青睐有加，曾“买珠于乌古迪烈部及蒲与路，禁百姓私相贸易，仍调两路民夫，采珠一年”。入元之后，蒙古统治者也曾“命灭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爷苦江、忽吕古江采之”。至明代，女真人除了将东珠用作衣冠佩饰，以及互市时与明朝和朝鲜人进行交易外，还常携珠赴京入贡并以此获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