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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乐府民歌探析 　　南北朝时期，南朝中央政府的乐府机关也搜集民歌，配合音乐演唱，和汉代相似。不过南朝乐府搜集民歌只限于少数城市而不及广大的农村，所以那些民歌里很少泥土气。这是和汉代很不相同之点。南朝的乐府民歌绝大多数属于“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个部分，共约四百余首。“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以当时的首都间夜(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江陵县)、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这些都是当时商业发达的繁荣城市。“清商曲辞”以外的乐府民歌为数极少，“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各有几首，产地是长江附近。 　　上述各类乐府民歌的产生时代，最早为孙吴，最晚为萧梁，大多数出于东晋、宋齐。东晋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发展，商业畅通，城市繁荣。宋文帝时期更显著呈现经济上升的气象，齐初的纪念也是南朝比较安定的时期。李延寿《南史:循吏列传》描写宋文帝时期城市中歌舞盛行的情况是:“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装，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这就是流行“吴歌”“西曲”的环境。 　　南朝的乐府民歌的数量虽多于汉朝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题材内容却比较褊狭，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情歌，其次是关于女性美的描写，属于其他主题题材的只是极少的部分。大约因反映的民间生活本来不会很广泛，而现存的南朝的乐府民歌又是为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声色之娱而采集的，自然也规定了这些民歌的单纯性。据《南史·徐勉传》，梁武帝后宫如今所传的“吴歌”“西曲”本是当时帝王贵族的女乐所演唱的，最适合适用于女乐的民歌当然是那些风情小调了。 　　现在把这些民歌分为情歌和非情歌两个部分来论述。情歌当然是主要的一类。这些情歌中有些是男女赠答之词，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但多数还是女性口吻的歌唱。歌唱者或歌中主人公的身份优势从歌词可以看出来。例如从“登店卖三葛，郎来买丈余”(《读曲歌》)和“暂请半日给，徒倚娘店前”(《西鸟夜飞》)，见出歌中的女子属于商家。从“上水郎檐篙，下水摇双橹”(《襄阳乐》)见出那男子本是船户。从“家贫近店肆，出入引长事”(《读曲歌》)见出主人公是城市贫民。又如从《寻阳乐》所写的迎新送旧，从《夜度娘》所写的冒夜往来，可以见出所写的是妓女的生活。总之，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南朝的乐府民歌里的情歌大都产生于城市居民的中下层，所以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出和封建统治阶级不同的态度。这些情歌中对于非法恋爱的热烈歌唱是对于封建社会传统礼法的大胆干犯。 　　这些情歌中所写的男女关系，表明是正式夫妇仅有的个别例子，如《西鸟夜飞》中的一首说到“夫妇恩情重”，而表明是非法恋爱的例子却有许多。如“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子夜歌》)说明双方各自有家。又如“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那呵滩》)，因“闻”而相送，也说明不是住在一处。还有“合冥过藩来，向晓开门去”(《读曲歌》)，说明彼此往来不能公开，“夜间家中论，不得侬与汝”(《懊侬歌》)之类，说明彼此的关系不得父母同意。至于“春蚕易感化，丝子(谐私子)已复生”(《子夜歌》)，更表明所写的是不合法恋爱。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随手拈出许多。正因为不是少数的，自然形成一种特色。 　　不过，一般说来，这些情歌所表现的两性关系基本上是健康自然的，对于恋爱的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中有些人在两性关系上不顾传统礼法，那是荒淫无耻。我们将这些民间情歌和反映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宫体诗对照起来看，一面是朴质健康，一面是淫靡佻薄，区别是显著的。 　　在南朝的乐府民歌里，人民的真诚热烈的爱情有时表现于坚决的誓约，有时表现殷切的祝愿，有时表现夸张的表白，有时表现殉情的哀歌。这些情歌广泛地反映了恋爱生活中的忧喜得失、离合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却是哀愁之音多余欢愉之词。哀愁之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相思离别的歌咏，另一类是对于男子负心背约的责怨。由于这些情歌本来出于城市居民的中下层，这些阶层的人都不免为了谋衣谋食，奔走四方。“西曲歌”反映尚妇估客的生活比较多，离别之作也就更多些。《为夜啼》道:“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执手与欢别，痛切当奈何。”这种情调是最常见的。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地位既不能和男子平等，在恋爱生活上女子遭受遗弃失恋的痛苦自然也比男子多。这些情歌本来多属女性的歌唱，反映他们这些痛苦的声音自然也不会多。和后世的俗语“痴心女子负心汉”正相同。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这种悲剧也不知反复演了多少遍。 　　这些情歌里也有少数轻俗浮艳的歌词，和上面所说的作品风格不同。它们猥亵地、轻佻地描写两性关系，表现了小市民的庸俗的一面。不过，其中也可能有一些是文人的制作。现在流传的南朝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