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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禹的疑古与释古探讨 疑大禹为动物演进为神 20世纪初，史学界掀起一股疑古思潮，领军人物是史学家顾颉刚。他在1923年《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著名理论，指出古代文献记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在托古自重心理指引下，形成“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点是“禹从何来”。顾氏根据《说文》解禹为“虫也”，禸，“兽足蹂地也”，推论“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这种“禹的演进史”考证，当时被形容成“禹是一条虫”的新论。由于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王，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讥笑他“望文生义”，“想入非非，任情臆说”。当时同情其论点者有钱玄同、胡适、魏建功、容庚 、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反对者有刘掞藜、胡堇人、柳诒 、张荫麟等人；此外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学者也参与发表意见。1926年到1941年间，这些争论文章陆续编入《古史辨》七大册中，引发了“古史辨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1923年，柳诒 的学生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中说，如按顾氏的思路，根据《诗经》中《 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形容的禹是神不是人，那么按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在诗中描述也该是神不是人了。文中还指出顾氏的默证问题，《生民》诗“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未提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难道可说《生民》作者那时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同时，胡适的族叔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以后》文中认为：《生民》是郊祀的乐歌，所以提后稷“缵禹之绪”而不提禹，并不表明没有禹的观念；禹为九鼎动物之说荒谬至极，夏代可能不会有九鼎；而且《尧典》不见得是假，“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决不能各国同时间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柳诒 本人更对顾氏用《说文》象形字来揣测禹是虫大为不满，批评他不懂《说文解字》义例。连最“疑古”的钱玄同也不敢赞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但据《说文》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 随后，顾颉刚发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长文进行辩解：“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对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但他仍然坚持大禹是神、治水是神话故事：“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根据他定为西周的《诗经》《尚书》篇什所述禹事：禹是受上帝之命平水土，“禹的功绩是敷土、甸山、治水”；以及后起之说（或是鲁国特有之说）“禹是一个耕稼的国王”。“《论语》上不说禹甸山治洪水的大功绩，而只说禹躬稼、尽力沟洫，这是很奇怪的事。”言外之意，那些平水土的功绩本不存在。他还表示“始终不解土是怎样的敷法?山是怎样的甸法？敷，前人解作分，以为即是分州；又解作赋，以为是分配九州的赋役。这种解法，很觉牵强。”“《长发》的禹敷下土方，敷是动词，当然是铺放之意。这一句的意思，即是说在茫茫的洪水中，禹铺放土地于下方。”甸的意思是陈列，亦即“土为禹所铺，山亦为禹所陈。”“人的力量怎能够铺土陈山”？ 他推测大禹治水之事，“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指出“尧舜的传说本来与治水毫没干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是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载道，尧舜夺不得的；没有法想，只得请尧做了一时的矇瞳，由他任鲧治水；等到九年，绩用弗成，尧没有办法，就做了尧、舜交替的关键，并为舜举禹的地步。如此，禹的功绩既没有减损，而尧举了舜，舜举了禹，成就了这件事，尧、舜也很有间接的功勋，治水的事是他们三人合作的成绩了。”他又分析，全国山川统统治一下，要耗费多少时间，“就说全国的人民全来工作，他只是监工，试问他一个人到各处查勘一周已经要费多少日子?”“试问在我们的理性上能说他是一个人吗?” 顾氏在文中对禹的性质下了一个假定：“西周中期，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