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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历史使命、全球意识 　　正如马克思所言，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世界只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被“人化”了的世界。诚然，人不可能栖息于一个单纯自然的世界中，所谓“世界”就是“以文化之”的世界，是内含文化价值的生命活动所开创的世界，是涵摄着“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结构”的世界。当今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日益凸显。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绵延发展自强不息的文化体，其文化根基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础。文化，是人心之求真善美等精神的表现，是人之精神的创造。人文精神，究其根蒂，不外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价值祈向和淹贯的精神生机，是文化的底蕴。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达，中华人文精神的挺立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凝聚人心的价值源泉，是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持。当今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在“中国-世界”这样的空间坐标中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展开的。因此，当代中华人文精神要在精神旨趣、价值取向、思想特征上显示出与国家形象、历史使命、全球意识相契合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关切，从而成为中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活水源头。 　　一、国家形象是当代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尺度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件备受世界瞩目的大事件，得到了外界褒贬不一的评价，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充斥在国际社会的舆论漩涡中，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实施的障碍。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必然要求中国要在国际的舞台上积极重构自己的形象，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对于国家而言，综合国力既包括物质因素，同时也包括精神因素;既包括经济、军事力量这样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传统、价值理念这样的“软实力”，“软实力”是“硬实力”得以有机关联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总体性”力量的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拉莫以美国为例，指出一个国家强盛的经济、军事力量并不必然保证文化层面上的认同，美国虽然在“硬实力”方面不可一世，但是它却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地区和人民憎恶的对象 [7] 。疲软的文化认同力量，将成为制约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对这种“软实力”因素的自觉提撕。《道德经》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就是说，那些看似柔软无力的东西，却是最根本的，只有“软硬兼施”，才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稳固和提升。 　　二、历史使命是当代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动力当代中华人文精神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是中华人文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展现，当代中华人文精神肩负着凝聚人心、保守传统、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和责任。当代中华人文精神的提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国内文化发展态势的准确洞悉。因此，我们对“当代中华人文精神”的把握，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历史定位，要将中华人文精神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到中华人文精神兼具的时代连续性和与时俱进的变迁性。回望历史，全面保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中华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淀，是以中华民族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按照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说法，“民族主义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的历史沉淀。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或彼民族的特有形象和特性之中”。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表现，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文化可以超民族而影响其他民族，民族则不能离开其原有文化，并求加以发展兼表现一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延续。”文化特征是民族区分的根本，是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支撑和思想表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植根于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通过“灵根自植”的努力，全面保守历史传承下来的优秀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从中华人文精神的传承中找到中华民族的德性之本，吸收现代价值理念。中华人文精神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开放兼容、和谐统一。它的当代表达形式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人文精神对中华民族具有积极的凝聚作用，诚如唐君毅所言：“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即具备各种文化的凝合意识之种子，此种子之在数千年历史之中发芽滋长，即中国成为今日如是一大民族之根据……此诸种文化意识之种子在中华民族活动之始即已存在，自始即为中国民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