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分析.docVIP

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分析 　　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①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研究层出叠现，或揭示其史学史的意义，②或考辨其观念源流，③或从其他学科的角度解读其蕴含的意义。④ 经过数十年研究，此一研究主题好像陷入停滞状态。换言之，时至今日，如何推进清末“新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纵观已有研究，存在着观念相对保守、⑤视野相对狭窄、⑥文献发掘不够等问题。⑦ 因此，若能不断更新观念、扩大视野，并在文献梳理与解读方面用功，这一研究主题当能取得新的进展。 　　仅就《新史学》文本而言，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究的可疑之处: 如梁氏对“历史”的界定前后不一，先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后又言“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再如《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第1、3 号刊出后，直到11 号才继续连载。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若深入考究其歧异抵牾，会发现这些细微之处不仅折射出梁氏政治思想对其“新史学”思想的影响，①亦透露出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发轫之际面临的重要难题---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本文希望借助“国族”“种族”等概念，②对《新史学》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并将学术史置入思想史中，探究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以推进对清末“新史学”的认识。 　　一、用“国族”消解“种族”: 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的史学思考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视史学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入手工具，但未在学术层面认真考虑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榜样改造中国传统史学。③戊戌变法、庚子勤王的失败，使他基本失去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机会，开始更多地以舆论宣传、学术研究的方式参与政治。经过数年探索，梁启超逐渐走上“新史”与“新民”的道路。④换言之，虽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对现代史学有所关注和思考，⑤但《新史学》真正酝酿期当是1899-1901 这两三年。这一时期的梁氏，正在“反满”和“保皇”之间摇摆不定: 戊戌变法的流产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包含着失落、紧张与愤激的挫败感，还有对满清政权的疏离感，由此走向反满革命道路; ⑥虽然在康有为的压力下表示“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⑦但庚子勤王的惨败促使他再次倾向于反满革命; ⑧1901 年初的预备变法谕令唤起了他对君主立宪政治的新希望，是年4 至7 月发表旨在“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中国积弱溯源论》，⑨并于1902 年初创办《新民丛报》“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⑩不过对慈禧回銮归政的期盼不断落空，使梁氏很快又从君宪改良道路向反满革命道路游移，并明确提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把梁氏此一时期史学思想发展历程与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对比之后，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梁氏对新史学的思考是否会随其激烈变动的政治思想而摇摆? 出人意料的是，梁氏此一时期的史学思考，几乎没有随着政治思想摇摆起伏，在纪年、传统史学批判、史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上，都努力地坚守着国族立场，并试图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不过，这种努力坚守及不经意间流露出反满色彩的种族意识，也透露出梁氏内心的紧张与撕裂。 　　“孔子纪年”是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代表性思考。在1899 年5 月30 日《清议报》第16 册刊载的《纪年公理》中，梁氏阐述纪年的产生、意义，以及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的缺陷，并以“法其生不法其死”为由，主张以孔子生年为中国纪年之始。此文不仅探讨采用”孔子纪年”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益处，并且将改变纪年的重要性提升到国族存亡的高度，指出“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梁氏之所以如此看重“孔子纪年”，最主要因素是他的国族考量。已有研究者指出，梁启超等人此时提倡“孔子纪年”，与戊戌变法时期已有不同，其核心在于“为一套藉以厘定中国国族边界、界定国族本质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在“孔子纪年”话语系统下，“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得以成为中国国族的成员，固不在血缘、种性等既定的生物性连系，而端视其能否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为定”。① 简言之，梁氏实际上是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只要服膺孔子学说，不论种族，地域，就是中国人。梁氏将国族认同建基于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认同的观点，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夷夏观”的文化取向，在现实中又针对了一些满族或汉族人士提倡的狭隘种族意识。② 尽管以文化认同作为国族认同的基础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就当时满汉对立与反满意识暗流涌动的历史情势而言，的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站在国族立场对传统史学弊端进行批判是梁氏此一时期的新思考。梁启超在1901 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认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爱国心“薄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