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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立法法》修改后若干疑难问题的诠释与研究 　　一、违宪抑或续造：“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规范难题、源流及其破解此次《立法法》修改的最大亮点在于市级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充。这一扩充实际上是通过将市级立法权主体由原“较大的市”变更为“设区的市”实现的。其中许多细节问题均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甚至争议。 　　(一)规范基础：“较大的市”的发展脉络“较大的市”在规范史上最先是作为一个宪法概念出现的。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五四宪法首次提出了“较大的市”概念，其第53 条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后七五宪法直接取消了“较大的市”的表述。三年后的七八宪法则又予以恢复，其第33 条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向五四宪法的“较大的市”的范畴格局回归，而且将县纳入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区划范畴，成为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宪法滥觞。现行的1982 年宪法延续了这一规范逻辑，其第30条第2 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可见，不论范围如何变化，宪法中“较大的市”一直是单纯的行政区划概念，即除直辖市外，只要下设区、县的市均属“较大的市”。笔者认为，这种宪制传统与1954 年制宪时奠定的基调有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行政区划层级较多，在省级之上还有一级“大区”，且各级地方均在特定范围内享有相应的地方立法权，可谓我国地方立法权配置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仅仅数年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