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分析_0.docVIP

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分析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中，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多民族主权国家都必须尽量满足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需求并确保少数民族人权的平等实现，因为这不仅关乎着国家的团结、繁荣和发展，也影响着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尽管如此，在民族国家构建实践中少数民族的人权经常难以得到完全保障，少数民族常常处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边缘，因为几乎所有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在构建历史中都鼓励甚至强迫少数民族融入到以主体民族文化为基础构建的共同公共体制中，这当然包括在发展过程中强迫少数民族摒弃或改变传统的生计方式。历史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民族最初的发展道路被弃之不顾且遭到践踏，“发展”被视为一项一维进程，只从经济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总产值)增长方面来衡量。这一发展模式未能考虑到少数民族生计、文化及幸福观的多样性。正是考虑到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曾被抛弃和挤压的历史事实，同时由于传统生计关乎着少数民族的尊严和人权，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保护，并尝试将其纳入人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本文拟在综合考察相关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国际人权保护进行粗浅思考，以期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计保障的人权价值 　　国际人权法之所以将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纳入其保护的羽翼之内一方面是出于尊重民族差异和包容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与少数民族诸多人权关系紧密，是实现少数民族人权的重要途径。 　　(一) 有利于少数民族集体人权的实现 　　按照人权主体的不同，人权可以划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个人人权是基于个体所享有的人权，集体人权是指某一类特殊人群集体享有的权利。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理应享有集体人权。少数民族的集体人权主要包括自决(自治)权、发展权、环境权、自由处置自然财富和资源权等等权利。少数民族的这些集体人权得到了众多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确认。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既涉及到少数民族群体自由自主地决定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式，也与土地拥有及其自由处置土地之上的资源紧密相关，同时还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可分割。比如，有研究成果表明，基于牲畜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畜牧民族的生计方式有利于生态环境健康，而且补充了野生动物的保护;土著人民的领土与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重叠较多。因而毫无疑问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保护是实现上述集体人权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 有利于少数民族个人人权的实现 　　少数民族个人人权是指少数民族个人所享有的一些特殊人权。早先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书保护的少数民族个人人权的内容较为单薄，其中最有法律约束力的少数民族权利条款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27条，权利内容局限于宗教、语言和文化自由。20世纪70年代后，与少数民族权利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文件逐渐增多，国际社会确认的少数民族权利范围逐渐拓展，权利内容覆盖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影响着少数民族获取适足的食物、获得体面尊严的工作、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以及享有传统知识产权，因而影响着少数民族的食物权、工作权、财产权和文化权等诸多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 　　二、少数民族传统生计保障的国际人权法源 　　正是由于传统生计与少数民族人权之间关系紧密，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才得以成为国际人权法的保障对象。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专门针对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立法，国际人权法对其的保护散见于少数民族权利条款或专门的少数民族权利立法之中。 　　少数民族的国际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555年的《奥格斯堡合约》。19世纪，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扩及非宗教性少数民族群体。此后直至20世纪中叶《国际人权宪章》制定，具有真正国际法意义的少数民族权利条款才得以出现。这些条款包括：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 第2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 第2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 第2条和第26条，他们用近乎一致的措辞宣示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和不歧视权。从此，平等和不歧视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少数民族权利立法和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实践之中。此外，该阶段形成了一批以反歧视为主题保护包含少数民族在内的少数人权利的国际人权文书，比如：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1963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3年)、《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1978年)、《消除就业及职业歧视公约》(1958年)、《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1981年)、《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