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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理念对康德哲学具有重大意义，它们直接促成了康德哲学从前批判时期向批判时期的转变。康德垂暮之年回忆《纯粹理性批判》的发端史时披露，正是卢梭关于自由的二律背反(即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促使他转入理性批判的工作，因为他要通过理性批判来澄清理性自己反对自己这样的荒唐事。不过，康德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自由等理念方面所作出的论证并不感到满意。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委婉地对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哲学命题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将威胁、到人的尊严。他说:“政府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来对待人，对政府自己也是有利的。” 　　关于康德与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把康德排除在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之外。比如托马斯·汉金斯认为，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智力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造成的”，这种转换的结果使得启蒙思想家在以自然的规律来为人的自由进行论证时必然会碰到两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其一，自然规律就其是纯粹描述性的而言，它所揭示的只是”什么”而非“应当”，所以启蒙思想家试图从自然科学中提取道德规范的做法并没有成功的希望，至于他们想以此来建立一门“客观的”道德科学，那更是不可能;其二，当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的必然性规律运用于人并认为人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人权时，他们会再次遭遇必然与自由的内在矛盾。显然，托马斯.汉金斯在作这番评论时并没有把康德考虑在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之内，因为在康德那里，自然与自由这两个领域的界限是径渭分明的。再比如，阿马蒂亚·森在其《正义的理念》一书中对启蒙主义者片面夸大理性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说:“当代的政治研究也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夸大了理智的作用。事实上，有人认为，正是启蒙运动灌输到现代思想中的对于理智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后启蒙时期种种罪恶的习性。”但这显然也是把康德排除在启蒙运动行列之外的，因为康德的理性批判本身就是对人类理性之界限的限制。 　　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对立，认为康德哲学是对启蒙理念的“奠基”。比如，奥立沃·体尔兹在其《康德的启蒙方案:重构与辩护》一文中指出:“康德的全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对启蒙理念的奠基。”他认为康德哲学主要是通过四个理念来完成这种奠基的，即自由理念、理性的自我认识理念、自然序列与自由序列的合目的性理念以及世界主义理念。显然，这四个理念涵盖了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因此，奥立沃.体尔兹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整个康德哲学都归属到启蒙思想之下。 　　将康德哲学排除在启蒙运动外，显然与史实相悖，因而不足为论，但把康德哲学视为对启蒙的奠基也很成问题，因为康德与启蒙的关系之最根本的方面并不在于他为启蒙运动提供了辩护与论证，而在于他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对启蒙理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的反思与修正。这种反思与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认识方面针对启蒙思想家将理性“自然规律化”的倾向进行了遏制;二是在自由理念方面针对启蒙思想家把自由与幸福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并把自由与合法则性熔铸在一起，使自由演变为自律。从这两方面来看，康德在启蒙方面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奠基”，不如说是“重建”，或者说，他对启蒙的推动并不是“顺向的”(奠基)，而是“逆向的”(重建)。 　　一、启蒙的口号与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对启蒙的重建工作是从重新解读启蒙的口号(即“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开始的。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返回到启蒙运动的起点上去，并将启蒙理念纳入到理性批判的进程中来。 　　康德关于启蒙的专门论著只有1784年发表的一篇小短文，即《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除了这篇论文外，康德还在至少两个地方谈到所谓的“真正的启蒙”:一是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二是在1794年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什么是启蒙?”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启蒙?”的问题的提出，这本身就表明他对“启蒙”的理解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否则他就没有必要作此一问，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放弃启蒙的理念，因此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启蒙的口号进行重新解读。 　　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提出“要敢于认识”这一口号时，其根本出发点是与追求尘世的快乐和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尚杰先生指出:“卢梭的自由概念决不仅仅是一个词，或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风格，他的自由之真谛乃是幸福。” “反对基督教只是追求快乐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宗教限制人们的快乐，不恰当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界限。”“自由与平等的性质不仅是道德政治的，更是经济的。”虽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对于幸福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比如伏尔泰崇尚财富，而卢梭则认为财富所带来的快乐会麻痹人的灵魂，但是，启蒙思想家对于幸福的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