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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法理论创新及其同实践的反差 　　一、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 　　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当时主要是适应国家“拨乱反正”，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需要，而从国外(主要是前苏联)引进的。1980 年代初期，一度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法学习研究热潮。人们根据各自对经济法的理解而提出各种见解，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法诸论”。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论，大多数学者当时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学者拉普捷夫的“纵横说”的大经济法观点，即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关系)、横向经济关系(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那种“大经济法观点”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经济管理模式的需要，反映了当时国家对社会经济包揽和“统制”的现实，因而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大经济法观点”的陈旧和不合理性立即显现。加之当时中国整个法学在停顿10 余年后刚刚恢复，满身稚气，更使得当时的经济法研究显得幼稚和肤浅。虽然当时经济法学界内部有些人对于自己的经济法理论观点自鸣得意，但并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认可，特别是民商法学者和稍后的行政法学者都认为大经济法观点未能区分经济法同民商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界限， “侵犯了”后者的“领地”。他们否认当时我国经济法理论有什么重大创新，甚至对许多所谓“理论”或“学说”能否称之为理论也表示质疑，认为除极少数学者的研究具有价值外，多数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叫做“观点”和“看法”。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对于“大经济法观点”的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比较中肯的。但他们无视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另一种经济法理论。 　　就在1980 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法研究起步阶段，在“大经济法观点”盛行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受到“大经济法观点”潮流裹挟而特立独行，他们中有些研究一开始就触及到经济法的应有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明确地揭示了经济法同其他部门法的区别与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并非只有大经济法观点这一条线，而还存在着另一条研究路径。后来在中国经济法学界终于成为主导学说的“国家调节说” (又被称为“三三理论”)经济法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后一__条路线的代表。早在经济法研究兴起之初期， “国家调节说”学者按照探本溯源的方法，思索人类社会法的体系演变过程中为什么原有法体系各种部门法不能满足需要，而必须产生“经济法”这样一个新的部门法?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社会经济关系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何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为原有民商法和行政法所不再能够有效调整了呢?这一新部门法同原有民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呢? 　　这些学者在综合考察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及前苏、东国家的经济法立法和经济法学说，特别是在深入分析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起源与罗斯福新政改革中经济法的发展之后，发现经济法的出现和发展原来同人类社会19 世纪末以后发生生产社会化，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市场的演变，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生，从而引起法律体系的演变等因素密切相关。即：随着19 世纪末欧美一些西方国家产业革命相继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社会化和形成经济垄断，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种市场机制(亚当·斯密所称的“看不见的手”) “一元化”调节机制出现“失灵”，再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社会经济，经济结构比例失衡，经济危机频发，阶级矛盾冲突加剧，乃至影响政局稳定。这时迫切需要新的调节机制出现，以配合、辅助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予以调节。“国家调节”于是应运而生，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国家调节首先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但同时也是国家的一种新的职能(可称为“第三职能”)。在法治国家，凡国家职能活动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保障和法律规制。国家调节也不是万能的，存在着“政府缺陷”。为此需要制定和实施规范国家调节的法律，这种法律就是经济法。 　　由于国家调节乃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私)经济领域的行为，在国家对有关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参与或调控过程中，国家直接成为有关经济关系的一方主体;在因经济法调整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中国家直接成为一方法律关系主体。这不同于民商法--国家只是制定民商法律，规范从事民商事活动各主体行为，国家并不直接成为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这好比国家只是制定体育运动竞赛规则，竞赛由互为“平等主体”的运动员们进行。这是经济法同民商法的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 　　由于国家经济调节乃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国家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职能活动，它需要在全面深入洞悉整个社会经济情况，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干预、参与或引导调控等方式，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予以恰当调节，以实现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