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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保险法制的改革与实践 　　一、战前保险立法进程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华商保险业获得相应发展，对保险法规的需要日益迫切，有关保险立法问题逐渐为国民政府和社会人士所重视。1927 年国民政府已有保险立法的主张，着令有关部门草拟保险法。 　　1928 年9 月，国民政府金融管理局提出《保险条例草案》，后因金融管理局被撤销而杳无音信。1929 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审议《保险契约法草案》，并将原草案名称中之“契约”删除，改称《保险法》。同年，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保险法》。此部《保险法》体例结构设有“总则”、“损害保险”和“人身保险”三章，计82 条，内容实质仍为“保险合同法”。无论从名称、体例还是内容来看，此部《保险法》是近代以来基本接近现代保险法立法的一部专门法规。据悉该法内容粗糙，公布后因批评者众多，未经施行。 　　1935 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商法委员会另行起草《保险法草案》，1936 年立法院第四届第八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1937 年1 月11 日公布修正后的《保险法》。修正后的《保险法》体例结构设置“总则”、“损失保险”、”人身保险”和“附则”四章，计98 条; 较之修正前1929 年的《保险法》，新设了“附则”一章，增加17 条条文，内容有较大变化。修改内容涉及保险利益的限制，明确损失保险和人身保险的范围，并新增了复保险和保险特约条款方面的规定。 　　不仅如此，《保险业法》及其施行细则均同时公布。国民政府早在1933 年4 月，由立法院商法委员会函聘上海保险法专家王效文起草《保险业法》( 草案) ，后又函请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推举行业代表出席审查。1935 年7 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保险业法》，1937 年1 月11 日修正后再次公布。修正后的《保险业法》体例结构设置七章，分别为“总则”、“保证金”、“保险公司”、“相互合作社”、“会计”、“罚款”及“附则”，共80条。该法开篇诠释了保险业的概念: “以损失保险或人身保险为业而设立之团体”，规定经营保险业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相互保险社。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开业申请由实业部( 后为经济部) 核准并依法缴存保证金; 禁止兼营、兼业; 明确主管官署的监督职能; 限制资金的运用等，施行严格的实体监管方式，内容实质为“保险业监理法”。1937 年1 月11 日，同时还公布了《保险业法施行法》。该法对《保险业法》施行细则作出具体规定，计19 条，增加其可操作性。至此，保险法与保险业法分别立法体制正式确立，近代保险立法规模初具。 　　但是，上述几种保险法规公布以后并未真正实施。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其中有些条款限制了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范围和特权，如《保险业法》规定人身保险只准国人经营，损失保险可华洋合资办理( 第9 条) ; “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华民国领域以内设立支店或事务所或委托代理人或经纪人时，应呈请实业部核准并依法登记”( 第10 条) ; 限定外国保险公司营业范围在通商口岸( 第20 条)等项，触及到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保险公司的利益，受到外国保险公司的干预和反对，外国保险公司均以本国法律为依据; 加之国内政局总体不稳，没有相应的保证贯彻执行，故而上述保险法规均未能“落地”。然而，上述保险法规的建立，仍然对民族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奠定了战时保险法制改革与调适的基础。 　　二、战时保险法制改革与实践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国民政府极为重视发展保险业，1938 年指定保险业为重庆的重要商业之一，提升保险业的地位，对保险法制进行改革与调整，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由于受战争、经济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战时保险法制改革与调适的重点向保险业法倾斜。 　　1943 年12 月25 日，行政院颁行《战时保险业管理办法》。尽管该法仅有25 条，与1937 年修正后的《保险业法》相比，却是国民政府加强保险业监管机制的重大创新。 　　第一，明确保险业的专业性质: “以经营人身保险或损失保险之一种为限”，规定“不得兼营其他事业并应于所用名称中标明某种保险字样，其已成立之保险业如有兼营者由财政部限令改组或结束其兼营之业务。非保险业不得兼营保险或类似保险之业务”( 第2 条) 。 　　保险业务的分类实为区隔业务范围，以便主营机关对保险经营予以有效监理。1943 年中国农民银行申请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原拟业务范围既包括农产物、农林及耕牛暨其他牲畜保险，也包括农民人寿保险。财政部按照《战时保险业管理办法》规定，产物保险不得兼营人身保险，兼顾法令事实，训令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不必将农民人寿保险列为本身业务。《战时保险业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