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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1948 年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关于修改宪法的争论 　　1948 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以施行宪政。但在正式选举总统副总统之前，修改宪法问题成为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宪法修正案“据吾人统计竟达四百余件之多”。由于蒋介石曾拟退出竞选，但在修改宪法问题最终以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告终后，蒋介石顺利当选总统，因而以往学界多将目光集中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总统权力的扩张与蒋介石当选的关系上，而对此次国民大会中关于修改宪法的争论则着墨不多。本文试还原此次国民大会开幕后直至4 月18 日《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通过，代表们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争论，以揭示国民党内部以及国民党与民社青年两党之间由此产生的矛盾。 　　一、国民大会中关于修改宪法提案的提出 　　主张修改宪法的国大代表最初商议拟就的修宪提案，集中于提高国大权力与缩短会期，以及一些具体事宜。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于4 月6 日正式召开，而有关国大代表酝酿修改宪法早在此之前。据报载，“修改宪法正在酝酿中，国代各单位连日均集议研究此事”，此时，主张修改宪法者意见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修改国大组织法，提高国大权力”，二是“缩短国大会期，六年召开一次应改为二年召开一次”。另有“边疆民族代表则主张修改宪法中有关边疆民族之条文”。对此，有人断言“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在本届大会上，一定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因为“照宪法的规定，国民大会仅仅是选举总统和修改宪法的专门机构，此外，毫无权力”，与立法院的关系又不同于西方两院制，“立法院的权力太大了”，“国大代表们，千辛万苦，获得大会堂中的一席，而仅只能六年到南京来投一次选举总统的票，未免不甘心，所以扩大国大职权的呼声，已经开始”。因此国大代表们要求修改宪法以扩充职权，要求“对政治、宪法、内政外交、经济金融、戡乱、人民权利义务”等有讨论权、提案权，并要求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提出质询建议”。 　　而到了4 月15 日召开的本届国民大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修改宪法案时，关于修宪的提案内容有所变化，最重要的便是“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成为此次修改宪法的焦点之一。此次会议出席代表2032 人，“由潘公展代表报告主席团昨晚举行会议之决定事项”，其中“关于修改宪法之提案，计合于宪法第一七四条之规定者，共为六条，其他有关宪法但非为修改宪法之提案，则将交付审查”。交付审查的这六条提案，是经过国民大会主席团依照相关程序处理后形成的，并对提案人数、讨论程序有一定的规定，“合于宪法第一七四条规定之提案共六条”，“依照议事规则规定，应经过读会”。除以上六条外，陆续仍有关于宪法的提案，但最终争论的焦点仍集中在张知本等提请修改宪法第二十七条及二十九条条文案和莫德惠等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条款案上。 　　二、关于修改宪法提案的不同意见 　　大致来说，对于修改宪法的提案有主张与反对两种，但主张与反对并非基于宪法本身的考量，即使主张修宪者，出发点也不尽相同。 　　( 一) 主张修改宪法的意见 　　张知本等提请修改宪法第二十七条及二十九条的提案，他们认为第一届国民大会，“提议修改宪法，自为国民之责任，且实有此必要”，并且详细阐述了相关理由。其中，修改宪法第二十七条的理由，认为此条所规定国民大会之职权，其第二项“关于创制、复决两款，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的规定“失当殊甚”。理由有七条，一是宪政推行“自上而下”与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自下而上”的矛盾。二是国民大会职权限于选举罢免总统。三是关于创制、复决法律之权，认为“宪法之重要当在法律之上，国民大会既可制定宪法，并可修改宪法，复决宪法之修正案，不能谓其对于法律之创制、复决现尚不能胜任”。四是立法院职权过广。五是宪法公布时间长短不能作为是否修改宪法的依据。“或谓宪法公布未久，此时讨论修改，恐无事实之根据，此言亦不尽然”。六是认为修改宪法第二十七条无碍大体。“按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原意固亦承认国民大会有创制、复决两权，惟于其行使之时期则加以限制，必须俟诸若干年以后，此项限制之无理由，已如上述”。七是国民大会在现宪法规定下职权太小，名存实亡。国民大会之职权“除选举总统、副总统外，无事可为”。 　　对于宪法第二十九条，张知本等提出修改的理由主要是国民大会开会无定期，无法发挥作用。宪法原“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六年改选一次，此六年中惟选举总统集会一次，此外绝无定期召集之规定”，而召集临时会之事由，虽“计分四款”，“然事实上因代表散处各地，交通不便，如用函电往返，征询同意，达五分之二以上，办理必极困难，畏难不前，恐临时会亦少召集之权，必将落空，无由行使”，因此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