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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物保护立法模式探讨 　　一、域外文物保护立法模式的现状与评析 　　总览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文物保护立法现状，文物保护“立法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即分别立法模式、综合立法模式和统一立法模式。分别立法模式，是指从单个文物要素或者从文物保护某一具体措施的角度出发进行专门立法。在该立法模式下，各单行法适用范围各异，但是法律效力相同。除各类单行法外，没有规定多个文物要素或人文资源保护的综合性文物保护立法，也没有协调各单行法之间关系的法律存在。从文化遗产法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在文化遗产立法初期，各国一般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且将保护重点集中在历史建筑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上。如法国于1840 年颁布《历史性建筑法案》、1887 年颁布《历史纪念物保护法》、1913 年颁布《历史古迹法》、1962 年颁布《历史街区保护法》等; 美国于1906 年颁布《古迹保护法》、1935 年颁布《历史遗迹法》、1976 年颁布《民俗保护法案》、1979 年颁布《考古资源保护法》。 　　由于不同单行法之间存在历史更替、重叠和冲突现象，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会导致国家机关对文化遗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够，从而为法律实施带来困难，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一立法模式的缺陷。时至今日，在文物保护立法方面，很多国家转向了另外两种立法模式，譬如法国转为了统一立法模式。英国、美国等少数几个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尚未变革立法模式，仍然坚持分别立法模式，主要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的对象，进行分别立法，并对保护办法、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给予较为细致的规定。综合立法模式，即基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主要表现为: 先将各单行法中共通的原则、制度加以归纳，制定一部超越各单行法的文物保护基本法作为文物立法的统率，随后在单行法中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实施细则。这种模式有其特有的优势: 既可以克服单行立法模式体系化的不足，又可以避免法典模式的僵硬。 　　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0 年制定基本法《文化财保护法》，在此基本法的基础上，日本文化厅长将一部分立法权限委任给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由这些机构制定一些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细致性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以《文化资产法》为基本法，再制定《地方制度法》《土地法》《都市计划法》《区域计划法》《都市更新条例》《建筑法》等单行法和《台北市市定古迹及纪念性建筑物制定作业要点》《台北市古迹管理维护要点》《新竹市市定古迹评鉴审议作业要点》等地方性法规等作为具体的实施法。 　　总之，日本和台湾地区制定的文物保护基本法规定了原则性问题，在单行法中规定了细致性问题。统一立法模式，即文物保护事务的法典化，通过一部统一的法典来调整和规范文物保护事务，这种模式是指将各个文物保护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体系编排成前后密切关联，少有重复字眼的完整法典。主要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该国已经成熟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进行整合、改造，制定出文物保护法典。法国、意大利是在文物保护立法领域采用统一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有着深厚法典编纂传统和强烈法典编纂情节的国家。法国于2004 年将之前所颁布的100 多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一部综合性文化遗产法典---《法国文化遗产法典》。该法典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包括一般规则、档案、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历史古迹与景观和保护区、海外文化遗产等相关规定，分别对不同种类文物的概念、取得、转让、保存、修复与违法行为的处罚等作了明确规定。法国能够构建出一个独立完善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法国国家机关逐渐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文书，从保护私人所有和国家公有的历史建筑，到保护周__围环境，再到保护某一单独的文化与自然景观，最后到保护整个城市空间，我们足以领略到法国的统一立法所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大。意大利于2004 年制定了《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该法典集总则、文化财产、景观财产和处罚措施为一体，几乎涵盖了文化遗产的所有部分，它吸收借鉴了之前该国所制定的各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法律，是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集大成者。法国、意大利都是在已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合并并重新编排章节后，整合为一部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综合性法典，该立法模式最大的优势即便于查询、检索。 　　二、我国文物保护的立法模式现状 　　我国文物保护主要采取综合立法与专项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我国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跨越较大，上至效力级别最高的《宪法》，下至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文物保护的身影。内容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管理、文物鉴定、文物出境、安全保卫、专业职称、文物商店、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