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抗战时期上海的社团组织.docVIP

探秘抗战时期上海的社团组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亡国危机日益深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上海人民认识到个人的抗争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团结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才能显示威力。因此，上海人民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的社会团体，原有的一些社团组织也积极投入抗战的洪流。这些社团组织均以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并以出色的表现，走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反对内战，保障民权，推动了团结抗战的政治环境的形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建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纷纷发出要求抗日和保障民权的呼声。上海的学生率先成立了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并组织了三次赴京请愿活动，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反对内战，要求政府对日作战，收复失地。1932年8月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坚决要求无条件地废止一切内战，由此掀起的“废战运动”直接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12月29日，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该同盟以唤起民众开展保障民权的斗争，动员一切力量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掀高潮。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团结抗日成为上海社会团体的主要目标。文化界救国会在其救国运动宣言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等主张;妇女界救国会呼吁“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要求男女平等，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并尖锐地指出，目前全国的政权仍在“极少数人手中，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被剥夺得干净无余”，强烈要求中央政府停止一切对民众的压迫，“给予人民真正参加政治的机会”。面临民族危难，上海社会团体表现出极大的政治主动性和参与性，营造了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的社会政治环境。 　　联合各界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这段时期，中共一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但还没有形成结果。上海各界纷纷率先携手团结形成统一战线，掀起了救亡团体建立的两次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爱国情绪高涨，纷纷建立团体组织，以示抗战立场。据《申报》统计，到1931年底，即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3个多月里，上海的地区性、行业性的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有63个，还有许多大中学校、工厂、公司以单位形式建立起基层抗日救国团体。这些社团组织，为下一轮救亡团体组建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学生和各界民众再一次起来声援，组织了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和工人等救国会以及国难教育社、上海著作者协会等团体，并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协调机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成立救国会组织的热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北平、天津、南京、济南、青岛、武汉、西安等地也相继设立救国会，表达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1936年5月31日，来自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从此，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方针。上海社会团体为全国树立榜样，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先导作用。 　　加强对外宣传，扩大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抗战时期上海各类救亡团体波澜壮阔的抗日活动及其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团结一致的爱国精神，受到外国新闻人士的关注。他们通过在上海的新闻机构，如《密勒士评论报》、《大美晚报》、《字林西报》等报刊，以及在上海设立的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媒体，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爱国抗战。上海社团组织也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宣传，以获得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发挥传媒优势，假座沙逊大厦华懋饭店招待各国驻沪记者，盼能“主持公道，详实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下设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拟出《告国际友人书》，并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文字及世界语，寄往各国报刊杂志发表，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国记者及时通报情况;组织上海各报刊进步记者前往全国各地采访，将所获抗战信息译成外文稿分发给外国记者，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组织爱国人士在国际广播台举办抗日讲座等。八一三以后，设在上海的中国世界语协会把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的抗战作为自身职责，建成了一支专门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的队伍。通过这些社团组织广泛的国际宣传，扩大抗战的国际影响，使世界人民得以认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认识到中国抗战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目的就是掠夺资源，占领中国市场。九一八后，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