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docVIP

探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 　　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七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6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一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己经涉及到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 　　本篇综述围绕中国的一战外交展开，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个人对一战研究的思考。在体例上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并非按照成果出现的先后顺序一一列出所有成果，只选择有代表性的成果;(二)以具体的学术问题为标题，选取学界在此题目下的学术争鸣和进展，侧重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本综述并非面面俱到的文献综述，而是围绕一战的学术综述。以学界对一战发展线索的认识程度为基本框架，以一战自身发展的线索为基础，概要探讨中国的外交应对，对每一个重大的外交节点都力争照顾到。 　　一、总论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性著作中，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并未被列为一个主题章节加以讨论。与一战有关的重要历史节点，如宣布中立、“二十一条”交涉、对德绝交与宣战、府院之争、西原借款、五四运动等是被置于北洋军阀史的框架之内加以阐述的。这一状况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如在《中华民国史》的章节安排中，第二编第一卷第七章题目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在此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一战只是作为“二十一条”交涉的背景加以叙述。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观，开始肯定中国的参战，认为中国的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有得。[A]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中国的参战，改变了消极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 　　近代中国的外交可谓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里存在着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变化。就国际背景而言，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这一变化，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而言，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民族主义在中国各个阶层得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普通民众涌进了外交这一过去似乎很神秘的为少数高官所垄断的领域，形成了声势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中立及相关交涉 　　(一)中国宣布中立 　　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对北京政府初期的中立，先前的研究多为否定态度。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北京政府的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种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在正常情形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日本在伺，它很可能因与英国订有同盟而加入战争。为保持自身的中立权力，北京政府曾做出诸多努力，在美、日、英之间试图寻求中立的保障。 　　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联络作用得到关注。顾维钧当时虽然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漏“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决定改变初衷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美国虽然对中日交涉中有损它在华权益的部分概不承认，而日本获得的特权要一体均沾，这与顾维钧对美国的期望是有差距的。沙皇俄国此时正忙于一战，对于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采取了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张作霖是另一个引起注意的人月红“二十一条”内容中涉及东北的条款很多，谈判期间，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时任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认为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表达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立场。在南满洲的区域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及设立领事馆问题上，张作霖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北京政府也采纳了张作霖的部分建议并向日方多次声明和交涉，但日本并未放弃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增设领事馆的图谋。 　　(二)袁世凯称帝 　　在一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