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docVIP

探究“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 　　朝鲜太祖李成桂以高丽(918-1392)旧臣的身份夺得政权，政权存在明显的合法性不足问题，于是便将事大尊明作为立国之基，将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认同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基础上，并以制度上的全盘“华化”彰显此种合法性，全盘移植并适用《大明律》就是这一政策的主要象征。太宗时期，“华化”政策推动加速，“一遵华制”成为精英阶层的主导性话语，体现在法制领域便是“依律”司法与行政，这使推动《大明律》的适用成为当时加速法制领域之“华化”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大明律》是在没有过渡期的情况下由政治决断移植而来，对朝鲜人来说是一种非常陌生的外国法体系，与半岛的“土俗”、国情多有不合，引发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究竟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统治集团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予以化解?对此，学界尚缺专门、系统之研究，本文则将对此做初步的探索，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大明律》的文本与适用 　　(一)对《大明律》的翻译与解释 　　太祖虽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全盘移植并适用《大明律》，但当时《大明律》尚未被翻译过来，更谈不上适用。因此，法制华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翻译《大明律》。据《朝鲜经国典》，在太祖宣布全盘移植《大明律》后不久，朝鲜人便开始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①。经过四年的努力，太祖四年(1395年)，《大明律直解》刊行。至此，朝鲜王朝才算有了《大明律》的确定文本。金祗在《大明律直解》的跋文中云： 　　《大明律》科条轻重，各有攸当，诚执法者之准绳。圣上思欲颁布中外，使仕进辈传相颂习，皆得以取法。然其使字不常，人人未易晓……政丞平壤伯赵浚，乃命检校中枢院高士褧与予嘱其事，某等详究反复，逐字直解于虖。予二人草创于前，三峰郑先生道传、工曹典书唐诚，润色于后，岂非切磋琢磨之谓也欤? 　　《大明律》的翻译乃由赵浚主持，金祗和高士褧具体负责，郑道传和唐诚把关。这些人均为当时半岛律学的佼佼者。其中，郑道传撰有《朝鲜经国典》，此书乃朝鲜王朝初期政策与法制的基本指针。赵浚撰有《经济六典》，为朝鲜王朝初期的基本法典。唐诚在高丽时即以明习法律闻名，同时还是王朝文书工作的权威与把关者。朝鲜人对此工作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未译、错译之处。鱼叔权即云：“洪武乙亥，郑道传等患律文难晓，以薛聪所制吏读，逐条翻译，名曰《直解大明律》……余先人有家藏一件，余览讫一过，往往有未译处”。 　　这些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扰。太宗四年(1404年)，赵浚上书：“比年以来，凡断狱者，不晓律文，以其私意，出入人罪，刑罚不中，冤抑无诉，致伤和气，诚不可不虑也”。这种状况与“一遵华制”的要求不符，故在该年十月，议政府上疏请求重译《大明律》。然而，在律学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无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翻译工作的重启并非易事。直到太宗十一年，国王才下令重译《大明律》瑏瑠，可一直没有进展。太宗十二年三月，议政府又上疏要求改正律文中存在的误译瑏瑡，两年半后，太宗“以南在、李叔蕃为详定都监提调……改正明律译解误处”瑏瑢。 　　太祖时期，朝鲜官员对《大明律》这一“突然而来”的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刑曹典书柳观等上言：“治狱者，率多无学之人，不能精熟律文，以当其任”。司法官员对很多本可适用《大明律》的案件，也因对律文的不熟悉、不了解，常以“律无正条”为由，或不处理，或适用本国旧例。太祖七年六月，刑曹对“有车承道者，所讼奴婢未决，路上聚其党，殴击夺物”一案，以“律无正条”上奏，太祖指出：“白昼聚党，打人夺物，是谓强盗。谓无正条，何也?”连王朝的最高司法机关对《大明律》的掌握都如此低下，遑论一般官员。太祖时期，此类问题虽已被提出，却未有系统的解决方案出台。 　　到了太宗时期，朝鲜人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对那些司法官员难于把握和理解之律条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界限，用国王教、判的形式做出权威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太宗十二年八月，议政府承国王教令议律云：“律文有制书有违条，有违令条，奉行者或不能辨。请自今颁降宥旨及教旨，废阁不行者，以制书有违论;失错旨意者，各减三等;凡大小衙门受教条令，不能奉行者，以违令论”。对“制书有违”与“违令”两个律条的界限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此类事例甚多，不赘举。 　　(二)对《大明律》缺陷的弥补 　　朝鲜初期，《大明律》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还和它本身的缺陷有关。太宗四年九月，议政府上书： 　　《大明律》斗殴条云：“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威逼人致死条云：“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并追埋葬银一十两……”本朝因此律，犯斗殴杀人者及因奸、盗威逼人致死者，蒙宥则全免罪，威逼人致死者，虽蒙宥，犹依律征埋葬银，给付被杀人家……今反使罪重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