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从甘肃冒赈案看清代集团性腐败的猖獗.docVIP

探秘从甘肃冒赈案看清代集团性腐败的猖獗 　　清代乾隆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但也是官员腐败案的高发期，其中甘肃通省冒赈案因涉案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曾令当时的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而且这桩案件暴露出了清朝集团性腐败的巨大危害。 　　无意中揭发出的千古奇贪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循化厅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大臣阿桂、和珅率兵前往镇压。但天气恶劣，大雨不断，道路泥泞难行。乾隆帝接报后，突然想到多年以来，甘肃省一直奏报说干旱少雨，百姓贫苦，于是朝廷给予专门政策，允许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以解当地之需。乾隆帝专门派以擅长理财著称的官员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在兰州主持全省捐监，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擢升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接手继续办理通省捐监事宜。但此时皇帝得到的信息是甘肃各地大雨不断，他怀疑其中有严重问题，他立刻谕令和珅等人查访此事。由此，一桩可称为千古奇贪的大案被揭发出来。 　　原来，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后，倚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将全省各属灾赈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同时，令各州县捐监无需照例缴粮，而改折银两，不必买粮贮仓。凡折捐监生、报灾分数经藩司议定后，道、府、直隶州照例分别捏造，层层上报。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后，变本加厉，规定每名监生折收银五十五两，除另加办公费四两之外，再加“心红纸张”费二两。这样，在王亶望、王廷赞主持捐监前后五六年间，甘肃收捐监生总计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折收银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超过全国地丁银岁入总额之半。此项巨款大半归于捏灾冒销，被自王亶望、勒尔锦、王廷赞及以下州县等甘肃通省官员所贪污。此案查实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首犯王亶望被处斩，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王廷赞于本年秋审时亦绞决伏法。其后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一时间甘肃全省行政陷于瘫痪，当年的官员大计不得不暂停。之后，乾隆帝下令停止甘肃捐监，陕西、新疆收捐监粮一并停止。 　　甘肃冒赈案是一个典型的集团性腐败案例，上有大学士于敏中、陕甘总督勒尔锦等人的庇护与暗中支持，下有甘肃通省府厅州县官员的全力配合，操盘手王亶望等得以从容运作多年。如果不是乾隆帝足够精明，恐怕仍然难以发现。其他贪腐案件虽然没有像甘肃冒赈案这么有典型的组织性，但每个案子都有大批官员涉案，集团性政治腐败成为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惊天数额的贪腐，为什么大清官场竟然没有一人举报而必须由皇帝自己去发现?清朝的监察系统哪里去了? 　　难有作为的监察系统 　　根据《清会典》记载，清代掌握监察大权的部门是都察院，负责掌司风纪，监察百官的政绩与品德。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分别对全国各省的刑名事务进行审核、监察，给事中则分别对口监察吏、户、礼、兵、刑、工等中央各部院的事务。二者合成“科道”。然而，清代的科道体制最大的变化有两点：第一，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到日益繁琐的程序性事务，而且，科道官员通过“风闻奏事”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言官动辄以风闻无凭获咎、获罪，不能随意弹劾官员，且常以党争之嫌得罪。这种情况下，科道言官只能将精力投入到发放官凭、刷卷等繁琐的日常行政程序性事务中去，难怪后来的嘉庆帝慨叹科道官总是就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奏。第二，给事中作为封驳官员，不但在管理上被划入都察院，视同御史，而且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因为在奏折制度和军机处创建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机密，一般很难为外人道也，内容尚且不知，弹劾、封驳从何而来?乾隆元年，给事中曹一士上疏请恢复给事中的独立地位，否则，给事中将忙于应付程序性事务，无暇封驳之任。奔走内外，朝夕不遑。可是此议未获乾隆批准。在清代，顾炎武所称赞的那种封驳体制早已不复存在。 　　而且，从查办各次大案来看，乾隆皇帝很少依赖于都察院，几乎从不把贪腐大案交给监察系统处理，而主要由他自己察觉后，派专门的钦差大臣前往查核。所以，乾隆帝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对官员权力的制约、监察机制。受制度所限，监察官员难以在清代的惩贪反腐事务中有所作为。在清代很多性质恶劣的贪腐案件中，很少能够看到监察官员的身影，诸多贪腐官员也很少是靠监察官员举劾。少了这层制度上的监督监察，仅仅依靠皇帝一己之力，并不能形成对官员权力的有效制约，也就无法阻止官场腐败的泛滥。 　　“失灵”的奏折制度 　　清朝皇帝之所以不重视监察官员在惩贪防腐中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官员乘机介入党争、重蹈明朝覆辙。而且，自康熙、雍正时形成的奏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监督官员的作用。奏折，最初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