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docVIP

探究“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 　　文学与儒学一直是中古时期士人思想世界中的两条路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两者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对于士人身份的认定一方面出于后世研究者所采取的立场，另一方面取自于史籍本身对士人身份的判定，正史中《儒林传》和《文苑传》( 或称之为《文艺传》) 就是书写者对士人认定并将其集合的一种书写模式。自秦汉到魏晋，文学的独立性逐渐加强，文学不再只是有助教化的经典之文，而成为士人的一种审美情趣，文质之间的争论也导致中古思想中文学与文化产生结构性紧张。①这直接促成了《文苑传》出现在了正统史书的列传中，并为后世所沿用。然而在唐宋以前，文儒之间并未有严格的区分，两者的界线十分模糊，儒林多指经生，但文苑中也颇多通经义或被人称为儒者的士人。到了唐宋，文学和儒学都先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此时的列传书写往往呈现出一种总评的趋势，文儒间的隔阂也开始逐渐产生。成书于五代及宋的“两唐书”中包含着两套不同的儒林、文苑书写模式，一方面显示出书写者对于唐代文学儒林整体风貌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唐代儒学、文苑在历史阐释中出现了大的变动，从而影响到后世对唐代文学、儒林整体景观的认识。 　　一、经礼之间:“两唐书”儒林的书写及对比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儒学传》中对于儒学之形态有这样一番见解，其序云: 　　古称儒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② 　　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儒学的核心即为经学，通一经，且引经决事才是儒者教化天下的手段。一如以往《儒林传》所采取的书写模式，《旧唐书》( 含附传) 所载之45 人，大都是通晓一经，举明经，出任国子监官职的经生。《旧唐书》试图将唐代的儒学风貌引到经学上去，但其又言“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③。由此可见，自魏晋以后，重文轻儒的现象出现，士人不纯用经学治国，参以文学、法家等多样手段。儒道已衰，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纯粹。儒者在自身认定上，也并不以解经者作为标准，这在《旧唐书·儒学传》中也有所体现。如李善“尝注解文选”④。《文选》并不能算是经学的一种，李善却以注解《文选》知名被选入《儒学传》而不是《文苑传》中。《新唐书》将李善从《儒学传》剔除，论者多以为《旧唐书》选取不当，不若《新唐书》之精要。然《旧唐书》所选曹宪、许演、公孙罗诸人入《儒学传》之理由皆与《文选》有关，不可看为李善个人的误记。如曹宪“精诸家文字之书”，多为音训引证，其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可见，曹宪的入选是因其在文字、音韵学上的造诣，许淹和公孙罗也由此入选。而李善的入选并不止在其音义上的造诣，还在其诸文引证中对儒学经典的大量使用，其博于征引而略于音训，使得其在文学通用程度上不及五臣注《文选》，而流行于文儒并用的学者之中。⑤同入儒林的刘伯庄则是以注《史记》《汉书》闻名，秦景通以精《汉书》为显，路敬淳以明谱系、善于究根溯源入选，柳冲亦由明世族入选。⑥ 　　《旧唐书》对儒学士人的选取标准大体在史学、经学、谱学三个方面，而在选取断限上，多选取玄宗朝之前的，中晚唐则很少，在选取的中晚唐诸儒中，如许岱，因其多涉诸子; 苏弁，少有文学; 许康佐，登宏词科。除了新春秋学派的陆质、著《三传异同》的冯伉外，都跟文学相关，且不再经由明经入仕。这一方面跟中晚唐明经科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晚唐儒学定义的模糊化，除陆质、啖助等新春秋学派外，大都转向了非经学化的儒学路数，而在此间文学( 不单指辞章诗赋且指各种表章诏令的书写) 成为儒士间互相认定的身份标准。文儒之间的界限显得十分模糊，这在元和年间最为显名的几位儒士如韩愈、柳宗元身上也体现出来。尽管《旧唐书》试图将儒学重新书写成经生的流变史，但在选取和书写中已经无法改变中唐以后儒文并举的现象。 　　相比之下，《新唐书》的书写要整齐划一得多。《新唐书·儒学传》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大幅增加了一些经学之士，将《旧唐书》单独立传的孔颖达划归到儒学中，盛谈唐初经典修订之事，同时增加了礼学之士在《儒学传》中的比重。其所选定的中晚唐儒士，如韦彤乃为中晚唐治礼之名家，著有《五礼精要》，陈京曾参与中晚唐著名的禘祫之争等。在《新唐书》的书写中，礼学为叙述的重点，其所选68 人中，通经者，通诸子、通史、通书法、谱学者事迹颇从简，而大幅增加了治礼者有关礼仪的各种言谈。据此可窥测，《新唐书》认为唐代儒林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成就均保存在礼学的评议中，礼为儒学之本。这与北宋初年儒风盛行和士人对儒学的体认有关，宋真宗言: “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