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docVIP

探究“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 　　在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帝国---秦朝“短命而亡”的批判中，其作为西戎之国的严刑峻法、文化专制往往是首要，而典型的例证则是“焚书坑儒”。其实，在秦帝国构筑大一统政权过程中所择取的文化政策，并非一开始即欲将士人置于政权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实则经历了一个从怀柔与期待至冲突、对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帝国维护威权政治的考量，也有士人在社会已然转型过程中却对自身价值期待恒一不变的原由所致。本文拟从此角度管窥秦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一、秦初“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政策 　　成就帝国统一大业之前的秦作为关西一隅之诸侯国，在文化序列上往往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而耻与之。这一方面源于“内诸夏外夷狄”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因秦重军功、尚耕战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所致。随着秦政治、军事上统一步伐日益彰显，其当政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帝国文化意识上的方略，尤其是应如何将以齐、鲁为代表的关东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延揽入帝国政权。具体言之，则是落实为如何对待作为承载诸子百家之学的士人问题。 　　在诸侯纷争的战国，“士人”对于诸侯而言，可谓是制胜的重要法宝。“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①，故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莫不以招四方游士为要。其时秦国虽还是地处西隅的诸侯国之一，但“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②。相较于关东六国，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③秦重用四方宾客士人最终获得了丰厚回报：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① 　　最终，因着“听众人之策”，秦实现了“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所谓的“众人之策”，即来自四方宾客士人的谋略建议。我们可以看见，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秦国对于各方士人是倚重、礼遇的，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而“乃除逐客之令”②。作为秦帝国的开创者，始皇还在其幼年之际，亦开始招纳士人，“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秦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③其时士人在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理想憧憬下，亦是欣然向秦的。李斯，楚国人，却驰骛为秦王“舍人”：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④ 　　作为楚人，李斯却毅然前往西戎之秦，缘由在于秦强王贤，可以成就天下一统的帝业，“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⑤成就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伟业，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憧憬，亦是渴望为帝王师的士人们的政治理想。对于此时秦统治者与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有学者以为，“历史的嘲弄常常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者明显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最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⑥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间，秦政权虽然奉行商鞅重军功、尚耕战的法家思想，但对于士人是倚重、礼遇的，而士人对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亦是心向的。 　　公元前221年，当秦最终扫定六国，建立起庞大的武功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作为西戎之国在文化历史、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秦在文化上实行了对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之士开放、容纳及礼遇的政策。这种文化怀柔政策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⑦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秦博士员七十人，“其中盖不尽经术之士……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