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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 　　在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思想界，历史主义①思潮是一股正在蓬勃兴起的知识力量，它滥觞于艺术批评和浪漫主义运动，却很快席卷了思想界的各个角落，在包括法律、文学、史学等多领域都兴起了历史主义、或称之为历史化②的变革，一时蔚为大观，成为不可忽视的主流力量③。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说与当时历史主义的观念既有表面上的相似，更有深层次上的分歧，并且和后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以及解释学的历史观相映成趣。于是，借助后来的思想资源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进行一番比较，可以使两者形成充分丰富的内容对观，同时也能形成加达默尔所谓的“效果历史”，使得它们各自内涵在时间性的理解中得到立体化，而不滞于一时之见。 　　借助历史作为场域的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虽然都是以历史冠名、涉及历史本身进程的讨论，但它们并不作为历史学的而发生与存在，同时两者间仍然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首要任务是厘清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一般说来，历史的和历史学在不同的两个层面上运作，换言之，历史性和历史是需要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历史性使得历史在生活世界的层面上向我们呈现，这可以用现象学方法加以还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以历史学为代表的精神科学都有一种先验预设的抽象，其自身的有效性是难以自明的。早期胡塞尔执著于一门绝对精密的总括性科学的探究，不仅要包容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也要给更为复杂的社会科学奠定客观基础。新康德主义区分这两者④的尝试，在于说明其相异的本质，并由此谋求不同的客观性证明⑤。于是，相对康德式科学概念的狭隘化，自然科学之外的精神科学客观性问题越来越模糊，难以得到确证。一方面，要避免社会现实能够直接加以认识的理论倾向⑥，这通常被概括为经验论的历史认识模式。由之而产生的客观性只把来自外部世界的感知作为知识的表象，在遮掩了作为主体所能处理的表象的多样性同时，对它加以处理的过程仍然不得不乞灵于没有内容中介的抽象观念⑦。因此，这可以说与形而上学的客观性毫无二致，同样陷入把主观表象绝对化的迷误。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极其容易回到前康德式的唯心论上去。如果通往自然科学式客观性的道路湮塞的话，似乎只留下先验预设一途的可能。这样的话，物自体的概念便会成为最大的阻碍，必须假定为可以认识或者被取消。只有这样，在最为宽泛的人类精神概念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找到其位置，并通过逻辑关系之网⑧联结起来。而诸如价值、形式等学说被引入精神科学，如果这种契合不会成为问题的话，至少其自身的合理性证明是不完全的。对李凯尔特而言，价值关联作为尤其是历史学代表的文化科学的基础，确实能够较好地把两类科学的特征和界限描绘清楚。但价值何谓? 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而只是一种从中间起效果的理论设置，由此确立何为历史学或社会科学真正对象⑨。或许要描述清楚这类明显带有思想痕迹的历史决定因素是历史主义者长久的梦想---洪堡对此列举了三种历史解释的反例:机械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以及分别侧重这三者的历史学家的特征⑩;而他们应该把极致目标定位于能够在流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加以辨认可以称之为理念、价值或其他范畴的各种人类精神的印记，同时又得确保它们不是先天预设或为目的论所诉求的，否则就会回到哲学式历史的僵硬模式。比如说，洪堡在古希腊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了个性，以及独立于国家、城邦的个人自由，它被认为前所未有并且后无来者，足以表征希腊精神的本质。个性的阐述表面上符合前面所提出的要求，既是通过对历史的后天考察得出的，又是经由明显的人类精神因素刻画而成，更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一种独一无二性，是无法为后世所模仿和制作的，达到所谓具体和特殊中的普遍。不过，反思这些要旨，就会发现其对于本身的证明来说过于理想化，很难避免质疑与修正。科莱蒂对马克思主义潮流中隐蔽唯心论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此，如果过于强调理论对实践的阐释和取代实在，等于原则上同意黑格尔式取消有限与无限、存在与思想的界限的做法，理性认识将被狭域化，回到无冲突的逻辑原则。历史提供我们有关过去的描述，然而严格来讲，哪怕是叙述一个流变的过程、一种趋势或者时代特色，都是历史单独力所不逮的。各式各样的统觉、结构都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于历史写作，起到整理材料、阐明意义的决定性作用。既然一面明白历史学需要其外在的思维建构，一面又要力争在历史中发现它们而不借助任何假设，其中的两难令人望而却步。况且即使把规律、概况等共性从历史中排除出去，那剩余的个别性、价值等仍然需要预先界定，这是纯事实描述工作永远无法胜任的。因此，暂时可以作出判断，历史学完全可以满足于运用历史概念的细节考证与描述，但确立前者的历史性研究绝不能安然于此，也不能武断地通过肯定一方而导致独断论的后果。问题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用现象学的眼光看就应该搁置起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