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docVIP

探究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成立时影响甚微，后因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从事语言调查及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等学术成就，而蜚声海内外。检视学术界对史语所的研究，多注重从学术理念、成就、影响等面相进行深度描述，很少从制度层面考察其运作机制。①本文运用台湾史语所典藏的“史语所档案”与“傅斯年档案”等史料，对其组织章程的设置演变、研究组别的厘定以及研究模式的运行等进行考察，期冀揭集史语所于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建构现代学术研究新范式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一、组织章程:制度与人事 　　史语所的运作有赖于组织章程的规范与引导。在史语所的筹备与创立期，组织章程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中央研究院的内部的规划中，本无史语所的设置，经傅斯年多途努力，才得以在中研院中设立史语所。匆忙之际组建的史语所，早期仅有傅斯年、顾领刚与杨振声。值得一提的是，马衡在史语所成立后被延聘为特约研究员，后提出加入史语所考古组却被拒之门外，其间体现了史语所在研究员聘用上的标准及要求。马衡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但是在其任职内因限于经费等原因并未取得甚大的考古成就，故欲至史语所中从事考古发掘，但终被傅斯年拒绝。 　　从台湾中研究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马衡与傅斯年往来书信看，二人并无重大的人事瓜葛，且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仅刊发马衡之文，而且傅氏还将喋刊》、《史料与史学》、《居延汉简释文》与《考证》等书刊寄赠马氏。由此观之，傅氏不应拒其于门外，尤其是马衡在阻止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流入国外方面出力甚多，傅氏亦不无推崇。但在对于现代考古学的理解上，马衡属于旧派学者，并未受过现代考古学的训练，虽然担任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但于现代考古学之方法、程序等知之不多。所以李济在致傅斯年的信函中告知，己遵照傅氏之意，由董作宾拟“一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的回复他”a}。这些细微之处，无不说明史语所在人员聘用上标准之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之方法的歧义。”⑩ 　　二、研究组别:困境与调适 　　史语所的机构组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分为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直至1934年合并社会所的民族学组后，才构成了四组并存的格局。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的设置，显示了史语所工作的重点所在和努力方向，是傅斯年不断对史语所研究方向与内容进行调适的结果。史语所在草创阶段，因未能准确定位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从最初预想设立九个研究组，到最终裁撤、合并为三组，折射出史语所在研究组别设置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期望尽可能地扩大历史学、语言学材料搜集与整理的范围，以拓展研究的规模;另一方面却受到研究人员、经费筹措、研究地域等方面的牵制，不得不将研究组别一再缩减。也正因此故，才使得史语所能够重点发展历史、语言与考古三个学科，正如李济后来回忆:“这一决议，较之原来的设计，不但是一件切合实情的改进，同时在理论上及组织上也是一大进步，廿余年来，三组工作之相辅相成，就是这一决议案合理的最大证据。” 　　三、研究模式:“集众研究”与“价人研究”相辅并进 　　史语所首创中国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同时参以“个人研究”，从而将过去学术界只重个人零碎的研究化为整体的工作。中国史家自古便重视“家学传统”与个人研究的“别识心裁”，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历经唐宋时期的刘知几、郑樵，到清代的乾嘉学者，无不以个人之力，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精耕细作，从而形成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步入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同样产生了一批一流的史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等学者，均名震学林，学术研究自成一家。然而，随着现代史学的深入发展，个人作独立研究固然能够取得。史语所学人的治史成就，在当时学术界己获得高度认可与推崇，譬如顾领刚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称述:‘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烙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创获亦多”;全汉异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多而重要’;辽金史的研究，以陈述、傅乐焕两先生的成就为最大，;“关于明史的研究，以吴晗、王崇武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张政娘先生学问极为广博……见解均精确不易”可知史语所的“个人研究”在现代中国史学的版图上己占据重要的阵地。 　　综上观之，史语所从事的“集众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扩大sm了史语所的学术影响力，同时通过集众研究所获取的新材料又为史语所同人的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进而奠定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这种“集众研究”与“个人研究”相辅并进的运作模式，不仅对于史语所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