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司马迁的隐逸观.docVIP

探究司马迁的隐逸观 　　有关司马迁及其思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太史公的隐逸观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少有讨论。本文拟从班彪、班固父子的评价入手，对此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一、班固所言太史公“退处士”问题 　　历代学者对史家司马迁及其《史记》都有不同评价，其中发论较早、影响较大者当属班氏父子。班彪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同时又说: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 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1325 班固沿袭其父的观点，进一步概括道: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2737 - 2738 这就是有名的“史公三失”。班彪、班固父子对太史公的批评涉及司马迁的学派倾向、义利观等问题。对此，学界见仁见智，有过广泛讨论[3 - 5]。这里不拟繁引诸家观点，主要谈论大家较少关注的“退处士”一事。 　　首先应该说明，“处士”一词在古代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不愿入仕的人，大致与后来的“隐士”同义; 二是指那些愿意求仕但尚未入仕者。[6]9班固将“处士”与追逐功利的“奸雄”相对提出，显然不是指后者，而是轻名利的隐士。因此，“退处士”事实上是讨论隐士问题。 　　那么，班固所言是否指司马迁排斥隐士? 要辨清这一问题并不难，只要看太史公在《史记》中是否为隐士的叙述留有较多空间便可。事实上《史记》不仅为隐士做传，还将其放在列传之首: 七十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的传主就是地地道道的隐者，“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乃后人谈论隐逸问题时频繁援引的例子，其隐士身份不难判断。 　　伯夷、叔齐之外，不少隐士散见于《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中，主要有: 不贪利禄归隐绵山的介子推( 《晋世家》) ，与孔子有过直接或间接对话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 ，隐居商山的四皓( 《留侯世家》) 等。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刘为博先生为此撰有一篇《略论〈史记〉中的隐士》，将《史记》记录的隐士分为两类: 有详细事迹的隐士( 伯夷、叔齐、介子推) 、被称“隐”之士( 老、庄、商山四皓、鲁仲连、侯嬴、朱玄、王躅) 。因此作者认为《史记》开了“隐士入史的先声”，对后世史家有重要影响[7]49 - 64，由此也可见司马迁对隐士的关注。 　　所以，“退处士”绝非排斥隐士之意，因为班固对《史记》中记载的隐士不可能视而不见。换言之，班固认为司马迁“退处士”，不是指责他没有记述隐士。同时，“退处士”也并非《史记》为隐士所留的空间太少，因为若从《史记》《汉书》两书所载隐士数量来看，后者并不比前者多---与《高士传》等著作相较而言，《史记》《汉书》中的隐士在整部著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以至于晋代皇甫谧在《高士传》中怀疑《史记》《汉书》故意“忽略”“过滤”了大量隐士，“史班之载，多所阙略”[8]1。皇甫谧的论断是否正确，是否有臆测的成分? 或者是否考虑到《史记》《汉书》与隐士专著《高士传》的文本区别，另当别论。不过皇甫谧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史记》《汉书》中的隐士个案都不算太多。因此，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绝非太史公书中隐士数量太少，否则岂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综上，班固批评司马迁“退处士”并非指他排斥隐士。个中缘故，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两人对隐士态度的巨大差异，就如他们都有游侠传，但班固批评司马迁“序游侠”时“进奸雄”一样。 　　二、司马迁的隐逸观及与班固的差别 　　所谓隐逸观，即对隐逸现象、归隐原因、隐逸主体( “隐士”) 及相关问题的总体看法，核心是对隐逸现象及隐士的认识与评价。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标准。 　　首先，在隐逸起源、部分隐士的真实性方面，司马迁保持了谨慎态度。关于我国隐逸现象的最早发生，诸子作品一般都上推至尧、舜时代，最著名的例子莫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隐遁不受。许由的事迹最早见于《庄子》等书，《庄子·逍遥游》《大宗师》《天地》《徐无鬼》《让王》《盗跖》诸篇均提及许由归隐一事。后世辟有逸民传( 或“隐逸传”“处士传”) 的正史，大多因袭《庄子》的说法，如《后汉书·逸民列传》说: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颍阳之高”指许由辞天下，洗耳颍水。 　　《史记》也提到许由，但用语十分小心，“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用了”说者曰”三字。司马迁还曾感慨道: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 按: 务光，传说中的夏代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