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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德日两国二战史观的不同 　　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它们发起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仅破坏了世界和平，把人类带进战争的深渊，而且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伴随着德国战败和日本投降，在盟军主导下开始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使德国和日本逐渐走上正常的国家发展道路，然而随着各自的发展，它们对二战历史的认知开始出现偏离。 　　一、战后德国和日本对二战史的态度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战败国，反省自身的历史罪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二战结束时，德国和日本都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德国在战争期间造成550万人死亡，超过 1500 万人无家可归。[1]而日本也是遭受了盟国大规模空袭和两颗原子弹的攻击，广岛和长崎两地被夷为平地，而大阪、东京等重工业区被炸成一片焦土。面对侵略战争造成的国内沉重的人口、社会负担，面对历史真相逐渐被普通民众所熟知，德国和日本政府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两国对于二战的态度上，德、日两国历任领导人也有着极大反差。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统豪斯对纳粹罪行明确表态：”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2]同时，阿登纳总理访法期间表示道歉，祈求法国原谅，并最终实现法德和解。不仅如此，在上世纪 70 年代，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致歉，代表德国向所有被纳粹德国迫害的人们表示忏悔。这个举动震惊世界，同时也向世界展现出了德国的反省和谦卑，不仅波兰接受了德国，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也看到了德国的诚意，当时的评论也指出这让德国人从历史的耻辱中站了起来。在1985的纳粹投降 40 周年纪念中，时任联邦德国总统泽克立场鲜明地谴责了纳粹侵略他国的罪行，要求民众牢记历史，从中反思和吸取教训，并把德国二战战败日称为“解放日”，称“无视过去就看不到现在”。[3] 　　与德国领导人的态度相比，日本的领导人的表现却是大相径庭。从日本战后历任首相的行为上看，除了细川护熙、河野洋平、村山富市等少数几位外，大部分人都秉持了不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做法。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政府内右翼势力也逐渐抬头，公然缅怀二战期间作为侵略者阵亡的军人，而且历任首相都在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情况在近二十年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更加趋向严重。 　　在战争赔偿与民间索赔方面，德国政府和企业积极承担，从战后恢复时期就开始进行赔偿工作，截至2002年，德国政府(包括原东德)对各方面的赔偿总额达到1040亿美元。[4]而对于民间关于战时强制劳动的索赔，德国的企业也不回避，而且建立赔偿基金，用以保障那些被纳粹迫害的人。然而日本对于战争赔偿则是通过小规模的且带有附加条件的经济合作，在推动合作对象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打开其国内市场，以便增加日本的经济收益。另外，对于二战受害国的民众提出的索赔，比如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动力问题，日本的右翼势力设置重重阻碍，往往索赔过程艰难，甚至不得而终。在历史教育方面，德国政府积极介入历史教科书的修订，毫无保留地向学生揭露纳粹曾经犯下的丑恶行径，提高学生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以建立起他们对责任与和平的敬畏。然而在日本，右翼分子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试图从年轻一代的思想中“抹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且个别学者甚至歪曲史实，颠倒黑白，将这样一场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解放亚洲人民的“正义”战争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二战史观不同的原因 　　(一)盟国主导下的分区占领和单独占领 　　二战后，盟国主导下对战败国的政策将深深地影响两国的历史观，然而由于盟国对于德日两国不同的占领方式，以及不同的改造政策，这开始导致两国在历史认知上分道扬镳。战后德国由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对德的政策必须考虑德国的历史问题和欧洲国家的民族感情问题，这使得美国主导下的改造不得不在各个大国之间协调，因此在反复的协商和妥协下实现对德国彻底性和革命性的改造。战后由于否决了苏联占领日本东北部的要求(仅由其占领了南千岛群岛)日本实际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所以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和决定权主要在于美国。由于没有其他国家的掣肘且又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开始按照本国的利益而非世界各国的需求来决定日本的改造方向，所以对日改造的不彻底和妥协便呈现出来。 　　(二)文化宗教在二战史观问题上的作用 j 　　文化和宗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而且也深深地嵌入在一个民族灵魂内，通过人们的行事风格、精神寄托以及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德国与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史的认识方面存在差别，与其文化宗教因素息息相关。 　　德国近代哲学和科学取得的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