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清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统治伦理流变.docVIP

探究清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统治伦理流变 　　由于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清朝统治者所面对的文化碰撞尤为激烈，他们既要协调与作为中原内地大一统的儒家伦理的文化关系，又要处理多民族的客观伦理差异，以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统治。在清朝诸多的政治伦理举措中，尤为突出的是清初面对西北少数民族( 主要是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 所采取的政治伦理方略: 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都是个性极为鲜明的少数民族，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族在统治、驾驭蒙族、回族等民族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乾隆终结西北地区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体现了中原传统政治伦理精髓，尤其是君臣伦理。 　　一、恪守儒家君臣伦理 　　儒家君臣伦理强调明确的等级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之间各有名分，在明确的等级关系之下各自有着明确的职责和权力范围，不可越界。子路曾问政于孔子，孔子这样做答: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是在强调有名有分、有上有下的重要性，“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如果没有或者是不遵守这种明确的名分等级关系就会天下大乱。这种等级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始终，清朝入关之后也欣然接纳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 　　清朝是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清初用武力平定准格尔部过程中，将功臣阿睦尔撒纳封为双亲王，而且双俸食禄，可以说是对阿睦尔撒纳进行了厚厚的封赏，真正践行了儒家“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为贤是举原则。阿睦尔撒纳帮助清王朝打败达瓦齐，清王朝给予了厚厚的回报，充分展现了儒家“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但是清王朝与阿睦尔撒纳最后还是反目成仇。乾隆二十六年，阿睦尔撒纳在前往热河的路上逃到伊利，举兵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最为直接的导火索便是乾隆皇帝对阿睦尔撒纳起了杀心: 诏其进京，假装封赏，实则杀之。功劳卓著的阿睦尔撒纳之所以招来杀身之祸，便是由于他没有严格遵守政治上的“名分”原则，做了许多不应该属于他名分之下的事，破坏了儒家的君臣之礼。 　　清在册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的同时，为贯彻“众建以分其势”的方针，同时分封了四位卫拉特，阿睦尔撒纳只得四汗之一的辉特汗，这与阿睦尔撒纳想做四卫拉特总台吉的初衷相违背，于是阿睦尔撒纳做了许多超出辉特汗分内的事情。舆论方面，阿睦尔撒纳在天山南北到处宣扬消灭达瓦齐的是他自己之力，并非满汉联盟，同时还多次进谏要求设立总统之人，“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实际行动上，阿睦尔撒纳“以总汗自处，擅调兵、擅诛杀”，开始越位执行总台吉的权力，更为过分的是阿睦尔撒纳“不服赐服、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挥台吉菊形篆印”，俨然把准格尔部变成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其实，阿睦尔撒纳的“官服、军印、官印”等事就直接利益而言，并不会对清王朝形成直接冲击，因为阿睦尔撒纳只是想做地方的总台吉，并不是想从清朝统治之下分裂出去，还是向清王朝称臣的，但是清王朝灭掉达瓦齐就是为了实现对西北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地区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分封阿睦尔撒纳为四汗之一也是出于此等目的，而阿睦尔撒纳的所言所为却恰恰冲击了这种政治预期，扰乱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规则。“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阿睦尔撒纳“官服、军印、官印”等事超越了辉特汗名分，完全破坏了伦理，乱了纲常，可以“谓之篡”，这才是阿睦尔撒纳招致杀身之祸的真正根源。 　　换言之，乾隆帝要杀掉阿睦尔撒纳并不是因为他有实际的叛国之为，而是因为他没有遵从政治秩序和君臣之礼，他不遵守名分的行为破坏了儒家君臣政治伦理的纲常。进言之，如果没有乾隆的杀意，阿睦尔撒纳虽有做总台吉的野心也不会被迫中途起兵，但是阿睦尔撒纳如果能够遵守君臣伦理、恪守名分，乾隆帝也不会对他起杀心。概言之，阿睦尔撒纳没有遵守儒家君臣之伦，而乾隆执意坚守儒家君臣伦理，才导致清初著名的阿睦尔撒纳民族分裂叛乱事件的发生。 　　与阿睦尔撒纳搅合在一起的是大小和卓的叛乱，大小和卓叛乱与阿睦尔撒纳叛乱如出一辙。在清攻打达瓦齐之时，大小和卓就已降清，成为清王朝的臣子，并且清王朝充分信任大小和卓，委以重任: “将军班第奏，释之以兵送布拉泥敦归喀什噶尔，伴统其旧属，而令霍集占留居伊犁，抚其在伊犁之众”。但是“及霍集占归，乃为煽胁，计置其心腹于各城侦我师动静，欲窃据回疆以自雄，而未发也”。也就是说，大小和卓与阿睦尔撒纳一样不是不想做清王朝的臣子，只是想做自己的地方王，然而这又与清王朝所推崇的儒家“君君臣臣”伦理严重悖离。换言之，大小和卓与清王朝的政治伦理预期是不同的，君臣观念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