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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苏轼历史学说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与其弟弟一样，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父子名动京师，五年后与其弟同举制科入等，兄弟的制策让仁宗皇帝惊喜，“联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本传赞扬他“器识之闲伟，议论之卓荤，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颖、扬、定八州，地方政绩卓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其后滴英州，在惠州安置，再贬海南，因赦赴廉州、舒州，徽宗立，遇大赦北归，病卒于常州，葬于河南郊县。后来其弟死，葬于墓旁，是为“二苏坟”。再后来其父衣冠家葬于其旁，合称“三苏坟”。“三苏”唯苏轼名气最大，在海外有专门研究的机构。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去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苏轼写了大量的政论，批评时政。历史学说方面的贡献逊于其父和弟弟，但也很有特色。他讨论治乱，论述历史人物。苏氏父子以人情解释六经，苏轼写了大量的史论和史评，对“春秋三传”和《史记》做过深入研究，思想上主张“三教合一”，对儒家圣人表示怀疑，称“孔氏”，从政治上反对佛教、道教，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轼还写了许多传记、铭、行状、碑、书、序、祭文、杂著、题跋等，这都可以看着史，杂记离奇应以文学的眼光看，也不能看着迷信。苏轼传世之作甚多，今人编有《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东坡乐府》;其余还有《论语说》(已佚)、《书传》、单行本《志林》及奉其父命成《易传》等。学界关于苏轼的史学成就，散漫没有一个体系，今总写以求教于大家。 　　一、历史发展学说 　　(一)唯物主义-知命必尽人事 　　苏轼为高邮孙萃老写《墨妙亭记》，记述孙萃老官移吴兴遇洪水，湖人饥荒严重，几将逃亡。孙振凛劝农，救活很多人，得到朝廷奖赏。孙又酷爱宾客，喜乐从游，多有赋咏而刻于妙墨亭上。苏轼感慨道，天生万物必归于尽，恃形状为之坚固也不能长久;即使有金石之坚，很快就会败坏;至于功名文章流传后世，亦不能长久流传下去，现在拿诗文以托久传，时间长了也会骤然坏掉，这是昔人的过错;孙萃老做亭刻石而望流传，这几近于知命。苏轼进而指出，知命必尽人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惑”;万物有成必有坏，就像人之有生必有死，国之有兴必有亡;即使知道这个道理，君子养身，凡长生晚死者必定会有所作为，治国长存必定会无所不为而救亡，以至于到最后无可奈何才罢手，这就是尽人事而知命，以此来表扬孙萃老的功德。 　　(二)历史发展主体论-人性论 　　1.人性有好恶 苏轼认为人有好恶，这就是人性，“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 “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批评邹犷五常”之教强人所难，“惟礼若强人者’。批评世人的共嗜，“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苏轼有“君子”和“小人”之别，君子有过人之处在于“强能行之”，不是以其智慧明白道理，而是能与民同苦、乐，“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而君子独享焉……贫贱劳苦者，天下之所同恶也，而小人独居焉。 　　2.人性有善恶 苏轼表扬孔夫子非有意于文，未尝立论，所言归于至当。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没有明言善恶;至孟子提出“人之性善”，荀子为反对孟子就提出“人之性恶”，所以杨雄不得不说“人之性、善恶混”，以综合二家之言。苏轼则认为人性有善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批评三人“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知其所止。”认为孟子之说，出于其师子思之说，“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命，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荀子与杨雄为异论，是孟子之过。韩愈以“性三品”立论，而折衷于孔子之论，是离性以言三品，“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天下折服于韩愈的人多。这四人都是不知道什么是性，而以“才”代替“性”，“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言之”。性与才相近但是不同，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如黑白之分。圣人与小人共有的东西就是人性，而其才有所不同。“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其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况且太古之初，没有善恶之论，后人未有善恶之辩，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就认为是恶;而诸子之意是欲将善恶为圣人之私说，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标榜自己以为性与情没有关系，从而流入“佛”、“老”，“是愈流入佛、老而不自知”。 　　从人类价值论的角度讲，苏轼肯定人性有善恶，认为人性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从学术的角度讲。王安石认为“性不可善恶言”，与苏轼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当于告子说人性“无善无不善”，这是从一个问题的正反方面说的。苏轼区分人性与才能，显然是受了告子的启发与影响(关于祀柳与杯盘的比嘟。 　　3.“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