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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权的反抗性与现实性的平衡 　　一 国内有少数学者强调了人权的反抗性贯穿于人权观念形成和人权内容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夏勇在《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从人权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来看，人权是一种反抗权利。也就是说，在观念上，人权要求反映人们反抗特权、反抗社会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在现实中，法律权利逐步增长乃至进化为人权，是人们反抗人身依附、政治专制和精神压迫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 　　(一)近代人权观念的形成是反抗的结果 　　首先，人权观念的基础自然权利是一种反抗不平等的观念。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随着古希腊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反对奴役和压迫、呼唤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自然权利思想就逐步形成。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有明显的不平等特征，以公平、正义等观念论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柏拉图在论证理想国的过程中，理论前提是每个人是天赋不平等的，因而要给与每个人以公平对待，使之得到其天赋所需要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则从自然法则和自然本性中推导出奴隶制原则和自由人的平等权利原则。他既承认人有平等的方面，也强调不平等的一面，“这样，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 　　亚里士多德用理性、正义构建了希腊城邦的等级制度。于此同时，基于对维护奴隶制的不平等政治思想的反抗，智者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人物则将平等观念扩大到所有人，包括奴隶。在智者学派的进步人物看来，人的天生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是同自然法密不可分的，这样就形成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观念。斯多葛学派论证了人的普遍平等和个人的精神自由与尊严，这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其次，近代人权观念的形成是对宗教体系下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反抗。在中世纪，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被神圣化，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来源基础--理性，不再是抽象的自然理性，而是上帝的理性。如学者所言，“古希腊时期强调的是凝结成自然法并认可自然法的理性是人的理性;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所理解的理性是宇宙理性;而中世纪强调的理性是上帝的理性。” 　　到了近代，西方自然法学家则对上帝的理性和自然法观念进行了反抗与改造。从来源上看，理性主要不是与宇宙秩序或上帝相联系，而是直接与人关联，理性、自然法、自然权利不再是自然的恩赐或上帝的规训，而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要求的，是对人的自然情况、自然欲望和需求的承认与满足。洛克、卢梭等人对自然状态的虚构就是对上帝逻辑的一种摆脱和反抗，这种做法直接冲击了目的论神学，自然法、自然权利不再求助于上帝的本体，而是直接建立于人自身，最终通过政治契约(社会契约论)形成了不证自明的近代人权观念和内容体系。第三，二十世纪以后人权观念的论证也体现了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反叛和发展，使人权超越国界，成为全世界的价值目标。由于积极人权观念的出现和经济社会权利的重视，二十世纪以后国际人权观念的论证逻辑直接落脚于人自身的尊严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提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各联合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世界人权序言》以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形式反映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人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强烈愿望，并为世界各国人民指出了努力方向和目标 .” 这是对传统西方人权观念的发展和超越，使人权得以成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二)人权具体内容的发展也体现了人权自身反抗性的一面 　　在对人权内容的理解和划分上，捷克人权法专家卡雷尔·瓦萨克提出的三代人权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三代人权的划分既体现了人权的发展，也体现了人权的反抗性，人权因为反抗而不断进步。按照三代人权理论，第一代人权指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其主题是以个人自由对抗公权力的干涉，具体包括平等权、人身自由、财产自由、思想自由等。这一代人权兴起于启蒙运动，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达到顶峰。从人权的反抗性来看，这一代人权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以摆脱封建制度对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束缚为目标，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体制创造条件。第二代人权指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一代人权具有消极特征，反对国家的干预，第二代人权则具有积极属性，强调国家的义务，它尤为社会主义者所重视，要求国家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