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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方法( 模式) 的范式转 　　一、前言 　　涉外民事适用中的法律选择问题是国际私法理论研究和涉外民事司法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脉络看，各国学者围绕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法律选择问题都试图在不同的语境下建构自身的逻辑体系和语言系统，但是，由于这些理论和方法在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所要实现的目标上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由此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正如美国学者荣格所言，“究竟应以何种方法解决涉外法律问题，各路学者提出种种见解，但概念复杂、匮乏说服力。”通观国际私法学术史上的“规则”与“方法”之争，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分歧实质上是一种观念之争、法律范式之争。范式限定了一个时期学者对法律选择的大致解释路径，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方法的范式转换实质就是提出一套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因而过去已予证实的难题现今则成为新的分析框架中的支撑力量，以旧的分析框架向新的分析框架的转换往往是一种非逻辑的跳跃。 　　基于法律解释学的视角观察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总体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或范式，即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法律选择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和方法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法律选择模式。传统上，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构成了方法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模式的理论基础，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意在建构一种“科学”意向的理论体系，以判决结果的一致性作为法律选择的价值取向，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以客观主义为解释立场，以逻辑涵摄模式作为法律选择模式，从而展现为“解释+ 演绎”的特征。然而，随着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冲击，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的困境得以呈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者立足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立场，强调了法律选择中法官的主体性地位，将法律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作为考察的对象，主张法律选择应当随法律选择环境与时俱进而采取相对主义法律真理观的动态实用论以及立足于个案审理的微观语境整合多元视界、追寻法律唯一正解而采取绝对主义法律真理观的整体融贯论。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是对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一种超越，但是这种超越并没有干净地排除先前框架中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式。 　　理论是竞争性的，不存在取代问题。因此，范式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完全的断裂，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重合和补充之处。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由于范式之间的整合性、补充性和相容性之存在，因此人们对一种范式的选择或抛弃往往也必须诉诸价值考量。当代国际私法力图融合方法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模式和本体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模式的合理因素并尽量弥合各自的缺陷，将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方法实现方法论的转化，从而形成一种综合的相对完善的法律选择选择理论和方法，这种法律选择模式的实质是以方法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方法为基本架构，同时吸收了本体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方法。 　　二、方法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模式的形成及其理论基础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方法最初萌芽于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巴托鲁斯认为，为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可以将法律分为“人法”、“物法”和“混合法”三类，实践中在法律选择问题上，准据法的确定是由法律的性质的决定的。真正奠定方法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模式的是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 　　( 一) 方法论意义上法律选择模式的形成 　　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8 卷《论法律冲突以及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国际私法的多边主义方法体系。萨维尼认为，法律选择应由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准据法的确定问题。萨维尼认为，“任何一项法律关系都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系”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事实关系”，是一种生活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规定后的结果。这样，法律关系就是一种规范关系。他将“关系”区分为“事实关系”与“规范关系”。这实际上延续了自休谟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萨维尼从法的本质出发，进而引申出法律关系的本质。在萨维尼看来，法的本质就是自由空间的设定，法律关系的本质与法的本质就是相同的，法律关系的本质也是自由空间的设定。 　　对于法律规则与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萨维尼认为，这种关系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法律规则对法律关系的支配，即法律规则的效力范围是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视为法律关系对法律规则的隶属，即法律关系受什么法律支配。这两种观察问题的方式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它们只是在出发点上不同。人们可以从法律规则出发，探讨它们支配何种法律关系; 也可以从法律关系出发，探讨它们受何种法律规则支配。无论从哪一思维模式出发，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两个不同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