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观念的自由”与“自由的传媒”.docVIP

浅谈“观念的自由”与“自由的传媒” 　　17世纪，大英帝国的上空响起了“自由主义”的号角，一批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在此身先士卒，为近代自由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培根把科学成果带进哲学从而形成有科学意味的世界观，提出了一条“实践与理性密切结合”的道路，并把“思想上得到真理”和“行动上得到自由”对应起来;培根之后的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进一步拓展了自由的哲学，强调个人的地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理性途径以及个人在理性制导中的能动性;开辟认识论经验主义道路的洛克更被现代哲学家罗素称为“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作为“威权主义”的反叛“自由主义”打破了沉闷的政治氛围，将充满活力的“个体”归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核心，于是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世界历史。传媒与自由的藕合成为此段历史的鲜明特点之一，传媒自由主义理论更是将抽象的自由主义理论落实到实践的重大试验。回顾历史，现今所谈及的“自由的传媒”正是来源于那个时代英国伟大的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所提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但是“观念的自由”与“自由的传媒”能否在逻辑上顺利过渡“观念的自由”能否等同于“自由的传媒”，仍值得商榷。 　　一、“观念的自由市场” 　　约翰·弥尔顿早在1644年发表的《爱理俄巴格斯法庭成员》中就闪烁着自由主义的独特观点，此观点在随后的《论出版自由》中得到进一步阐述。他严厉地反抗威权主义管制，认为表达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自己的观念，真理会通过“自由而公开的斗争”战胜一切邪说保存下来。即使过了近三百年，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亚伯拉姆诉合众国一案的异议书中，所表述的观点仍然继承和坚持了这一思想。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被当时的人们认为很有战斗力的观念都会被推翻，唯有让思想实现“自由”交流，才有助于通向人们所期待的至善，因此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是，看某一思想在“市场”的竞争中能否用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赢得受众，而这真理是人们的愿望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唯一基础。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英国政治家约翰.密尔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改进和完美“观念的自由市场”成为传媒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 　　1.文化预设:理性的精神 　　与威权主义立足于个人的社会性不同，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约翰.弥尔顿将“观念的自由市场”基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文化预设之上。“人是理性的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反对智者派而提出的一条经典命题，借此重新回应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哲学训条。智者派将“人”看作“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认为，人凭借纯粹主观性便可去度量客观事物“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听凭个人感觉和欲望的指引，此种观点无疑对古希腊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产生了无法规避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站在了同一战线，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正式开启了2000多年西方理性主义的主流。约翰.弥尔顿即是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洪流中的一员，更为准确地说，他的贡献在于突破性地把理性主义作为反抗威权主义的理论工具。在他看来，“人类依靠理性就可以分辨正误善恶。要运用这项才能，人在接近和了解他人思想观点时就不能受到限制。”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上帝赋予的理性力量即思想，理性给予他们组织周围事物的能力，以便最终促进自身利益的实现。虽然现实的经验总表明人们不常使用理性解决人类问题，并且常常陷入理性的困扰和纠结，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正是“个人决策的积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不断飞跃，越过一个又一个思想高峰。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发挥人类的理性作用?关键在于自由。通过自由的开放舞台的搭建，让人们肆意挥洒各自的独特意见，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思想熔炉，真理即会在熔炉中诞生。 　　2.自我调适:斗争与修正 　　思想熔炉固然是汇聚众人智慧的精神宝库，但思想“自由”本身存在着内在风险，即“自由”给予的众多可能性无法保证最终提炼的意见的真理性。因此“观念的自由市场”必定要寻找一条自我调适、自我修正之路，以达成“错误观念”的“拨乱反正”。 　　“真理是明确的而且是可以证实的”这一信念促使约翰.弥尔顿以观念的自我修正为突破口。他坚持认为，一旦人们能够不受限制地发表不同的意见、观念和思想，一旦这些思想能够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这本身为真理的发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因为，在思想斗争的舞台上，真理自然而然地会显现出战胜其他思想的独特力量，真实的思想观念必然得到大多数的追捧，相反，虚假的思想注定被人们所唾弃。这样“观念的自由市场”与“自我修正过程”就成为弥尔顿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体两面:“让一切有话要说的人都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真实的和正确的会存留下来，虚假的和错误的会被抑制。政府不能参与这一争执，也不能帮助其中任何一方;尽管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