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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悲观主义与“进步”观念 　　一 　　在摆脱“革命一保守”的叙述范式后，主要围绕章太炎独特的历史观，越来越多的论者试图挖掘他思想中的批判性主题。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章氏思想中的自反性质，换言之，人们发现，在激烈批判的背后，章太炎可能持有一种积极的观点，此观点一方面有希望成为现代化的资源，另一方面又将与他的思想主旨相违背。也许是基于对这一微妙平衡的认识，高瑞泉先生问道:“清净殊胜之区是否是一完美、终极状态?如果不是历史之终结，那么它的前途是什么?如果是历史之巅，那么何以摆脱目的论的困难?”汪晖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谨慎“章氏的个体概念及其相关话语涉及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运用，但却不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运用。”另一些论者则较少犹豫，他们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种新的历史哲学”“全球现代性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 to global modernity)”等落实的、正面的概念来描述章氏思想的这一面向。 　　二 　　严复所“做”《天演论》深刻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意识“进化一进步”观念成为当时国人理解现代世界的重要框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口号听来易懂，背后的理论预设其实很复杂。人们多认为“天演论”只翻译了赫青黎原书名“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一半，译出了“进化”，忽视了“伦理”。而吴汝纶在袄演论·吴序》中早已言明:“天行人治，同归天演。” 　　三 　　王国维因为其学其行，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著名和深沉的悲观主义者。他目睹了《天演论》的社会效应，但对其哲学价值评价不高，对“天演”这一译语也有微辞。然而我们确乎可以在两者之间寻绎出某种连续性:在他那里，有机一体的宇宙已经破裂，分化为“可信”与“可爱”的对峙。 　　出于“可信”的要求，他对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一一冲望、理、命等-进行了严厉批判。根据康德的知识论，他将知识区分为先天的“空间、时间之形式，及悟性之范畴”，和后天的经验知识。而对“性”的知识，既非先天也非后天。因为先天知识，仅关乎知识的形式牲则要求确定的内容:而经验中所知的“性”，已经掺杂了“遗传与外部之影响”，不是性”的本来面目了。故“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也”。在传统哲学、特别是在宋明儒学中，理”是一个综合了本体论和伦理学的概念。而王国维认为，理仅指理由”和“理性，。“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的意义。”理性作为“知力”，仅有工具的意义，而与关乎善恶的价值判断无关。为善为恶都需要知力的参与，故而甚至可以说知大恶之所由成，不由于其缺乏理性，而反由于理性同盟之故”。所谓“命”，有两种意思，一是“定命论”(fatalism)，指锅福寿夭之有命”，一是“定业论”(determinism)，指“言善恶贤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由前定”。王国维注意到中国哲学家一般都持定命论，但同时又反对定业论，有意志自由论的倾向。而王氏则认为人的行动总是由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原因所决定，故而意志之在本体，是否具有自由之性质，并不可知，而只就经验世界来说不过一空虚之概念，终不能有实在之内容也”。 lQHs 　　四 　　幼宣书》时期，章太炎倾向于拉马克“用进废退”的意志主义进化论。但在《苏报》案狱中，借助于佛典、主要是唯识学经典，他认识到了人性和世界的深度，转变为一个悲观主义的思想家。出狱后，他在《民报》上发表了一批后来被总结为转俗成真”的文章。 　　五 　　悲观主义并不乏历史的余音。梁漱溟的“意欲三路向”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对“五无论”的文化哲学解读。直接以佛教面目出现的“五无”世界，现在是一个空间上的文化单位，同时又是时间中人类的寂灭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