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探秘.docVIP

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探秘 　　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这里所说的“职业出版人群体”，包括书坊主、编辑、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和刻印工等。 　　一、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的背景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由官刻、私刻(又称家刻) 和坊刻共同支撑的出版业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流通中心，主要有南京、苏州、湖州等，其中仅南京一地万历时期就有150 家左右的书坊，北京的坊刻虽然不及上述地区发达，但图书流通却异常活跃。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饾版和拱花技术发明并被进一步采用，字体、版式和装帧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的外在形态日趋多元化和精致化。出书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应对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新兴的作者队伍开始形成。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成为商业出版的主要受众，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趋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① 商业出版的繁荣必然催生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 　　明代，为了加强社会教化和思想控制，大力发中国论文网交易安全展教育，广建学宫，基层城乡普遍设有社学(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和宗族成立的义学、乡学); 县、府设有县学和府学; 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明代放宽了对入学资格的限制，本地官员军民子弟中“端重俊秀者”皆可经童生试进入府州县学。明中后期科举制度也达至鼎盛，学校和科举的发达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学欲望，由此导致了求学人数的激增，上海县崇祯七年的“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1〕; 根据顾炎武的估计，明末全国生员“不下五十万人”。〔2〕求学人数的激增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进一步加大了科举竞争的压力。明中后期虽然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有所增加，但与规模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相比，乡试和会试的录取率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据郭培贵先生统计， “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平均在3. 95% 以下，隆庆以后更降至3. 1% 以下”。〔3〕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士人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生员和落第士子为主的底层文人阶层。同时，晚明商业的空前繁荣，造成了士人特别是底层文人的整体贫困化②，很多底层文人已经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面临生计问题。 　　对于底层文人来说，除了从事文字工作外，绝大部分都缺乏其他的谋生技能。晚明商业出版的发达为底层文人提供了一个职业选择的空间。早在南宋时期，在刻书业比较发达的建阳、杭州等地就出现了以经营书坊为业的职业出版人，建阳形成了余氏、刘氏、蔡氏、黄氏等几大刻书世家③，杭州则以陈起父子的陈宅睦亲坊书籍铺和鬻书人陈思为代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等，陈起父子刻书达四十余种①，陈思则以卖书为主，兼营刻书。他“好古博雅，搜遗访猎，以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卖，久而所阅滋多，望之辄能别其真赝”。〔4〕随着书坊的兴起，这些地区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以书写、刻印为生的手工业者，建阳就有文人从事专门的编辑工作，如叶棻、俞成、魏庆之、刘仲吉等都曾为建阳书坊做过编辑工作。②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职业出版人，但尚未形成一个群体，而且主要集中在建阳、杭州等极个别地区。 　　二、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的构成 　　(一) 书坊主群体 　　书坊主群体的真正形成是在晚明时期，这一时期，很多商人开始投资于出版业，设坊刻书。徽州休宁富商汪廷讷以经营盐业致富，并做过南京盐课副提举、宁波府同知，后投资于出版业，在南京设坊刻书; 徽州歙县吴勉学在广刻医书获利后又“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万”。③除了商人投资于刻书业外，一些落第文人、监生、生员乃至普通的儒生也开始设坊刻书。汲古阁主人毛晋“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5〕，“刻汲古阁书，风行海内”〔6〕，入清后，其子仍以汲古阁为号刻书，刻书总量达六百余种。金溪人周时泰、周文卿、周文炜皆为南京国子监监生，均为南京著名的书坊主。④建阳书坊主余象斗为邵武县诸生时就亦儒亦商。⑤钱塘诸生陆云龙困场屋二十余年，遂绝意仕进，与弟人龙设坊刻书，从事商业化写作和出版。⑥另外，一些普通儒生也设坊刻书，将出版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寓居金陵的金溪人王世茂就以车书楼为号刻书、校书，并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