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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的纠纷和治理 　　水利纠纷是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也是探讨水利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的良好介质。云贵高原地处西南边疆，湖泊众多，滨湖平坝是最重要的农业区域，沿湖河流的水利开发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内地移民大量涌入边疆，耕地快速增加，水资源日益匮乏，水利纠纷事件频发。因此，本文拟以滇池坝区为例，通过档案、碑刻、方志中的众多水利纠纷案例，考察明清时期云贵高原的水利纠纷，探讨其类型、分布、原因及其解决纠纷的原则与方式，揭示政府在解决水 　　利纠纷、维护水利秩序过程中的作用，以期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地域样本，丰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 　　一、水利纠纷的数量与时空分布 　　滇池地处云南省中部昆明城西南郊，滨湖平坝区面积763. 6 平方公里( 高程1 886 米) 。滇池坝区是云南省的核心经济区，农田水利开发历史悠久。但滇池流域大规模水系治理则始于元代，如修筑松华坝、治理盘龙江及开挖海口河。 　　明清时期，在政府提倡和资助下，小型水利工程大量修筑。如乾隆二年( 1737 年) ，上谕:“云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号雷鸣， (水利)不可不急讲也。凡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同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檄文中所列滇中已修水利工程达100 余处，并称:凡有可以兴修之处，务使水无遗泽，地无旷土，兴修工竣，将情形绘图贴说，及每年如何分灌，如何岁修，可以灌溉若干田地，逐一造册具报，其各属具报已修之水利，及已修未报者，亦即令其照此一体造册 　　具报。即已建水利工程均有配套的水规和岁修章程，以此规范水利秩序。随着水利工程数量的增加，“岁修”和“水规”等管理规章制度的出现，滇池流域水利体系基本形成。正如董雁伟所言，清代云南修建的水利设施都订有分水制度，在滇池、洱海等主要流域，水源的分配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此外，还出现了专门性的水利著作，如黄士杰的《云南省城六河图说》、孙冉翁的《盘龙江水利 　　图说》和徐勰的《晋宁水利论》。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扩大，滇池流域水资源日益匮乏，水利纠纷频出。清代乾隆年间钱沣所写《六河歌》中对昆明六河沿岸旱时霸水、抢水、堵水，涝时排水灌淹邻田等现象有生动的描写，如“群亩逞黠拥为利，乘春筑坝夯还硪，要遮新涨使横散，去清留浊谁禁诃，夏涨踵至坝虽倒，明年又筑人则那”; “塞河罪首从无科，能令田从海底涌”。 　　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而言，有关明代滇池流域水利纠纷的记载仅有两例: 一是《云南府昆明县为乞均水利以苏民困事碑》( 又称《石鼻里水利碑》) ，记载嘉靖、隆庆时期昆明县石鼻里村民控告沐府田庄霸占水源及官府判决结果。二是《宝象河平水石底碑记》，记载崇祯七年( 1634 年) 昆明县官渡里官渡、旧门溪、大耳等村设立分水石底事，提及此前各村水利纠纷事件。这可能与文献散佚、记载缺失及碑刻损毁有关。清代滇池流域水利纠纷记载众多，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清代档案，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滇池流域因水利纠纷导致命案的刑部题本17件; 二是民间碑刻，笔者近两年寻访乡间水利碑刻11通，大多涉及水利纠纷事件; 三是方志，存留至今的清代、民国地方志中，记载水利纠纷事件7 起。 　　纵观37份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利纠纷案例，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于清代中期，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最多。这固然与记载、统计不全有关，但是，清代中期，随着内地移民的增加，滇池坝区耕地扩大，尤其是水田面积增加，导致农业灌溉用水日益紧张，这是水利纠纷增多的主要因素。如道光《昆明县志》中记载了该县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和道光十六年(1836年)民田、屯田、官田、公样田、马料田等各类水田面积数据，水田总数从64892亩增至164 005 　　亩，140余年间增加了1.5倍。 　　从发生的具体地点来看，以宝象河流域最多。宝象河流域地处滇池东北部、昆明城东南部，发源于官渡区大板桥，经大石坝、小板桥、官渡，至宝丰注入滇池，全长48 公里，流域面积344. 3 平方公里，是滇池坝区主要灌区之一。乾隆《云南通志》云: “宝象河，在城南二十里，……，东南田亩咸资分溉。” 但“此河情形，自三河黄龙潭下合流之处，俱系田低河高，开沟灌溉; 流至板桥驿城西北一带，河低田高，用车戽灌溉，例不轮排，听其长流，上下均分”，而且“此河雨水泛涨，河内不能容纳”。因上下游引灌方式不同，并无统一水规，加之经常决堤，冲毁沟渠，以致纠纷频出。 　　其次是马料河。马料河源于官渡区海子村东，经呈贡洛羊、小古城，止官渡区回龙村入滇池，全长20. 2 公里。与宝象河不同， “此河情形，田多水少，不敷灌溉; 田高水低，素少冲决; 上游水尚充足，下游水渐艰难”。虽然水规刊载明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