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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态文明价值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学说，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也将走向消亡，国家制定法等各类国家机器也将丧失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真正走向消亡的是国家制定法而非环境习惯法等自生自发规则。”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最复杂、人口最多的地区，中国56个民族几乎都有族裔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世居着苗、侗、彝、藏、壮、仡佬、水、哈尼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西南各少数民族由于生存发展之需，在与繁复多样的生境进行非遍历性博弈或冲突融合中形成并积淀了大量丰富的保护环境要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习惯法。譬如，侗族刊刻于1773年有“中华环保第一碑”之称的《文斗六禁碑》规定：“不俱远近杉木，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违罚艮十两”;苗族榔规规定：“村寨公有山林、田土不准村内外私人侵占，违者令其退出，风景树被砍，令其补栽，以上处罚不服，另罚一只鹅或鸭”;藏族以藏传佛教“十善法”为基础的习惯法规定：“要相信因果报应，杜绝杀生;严禁猎取禽兽，保护草场水源;禁止乱挖药材，乱伐树木”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他如瑶族的“石牌律”、傣族的“祖训与勐规”、布依族的“榔团盟约”、景颇族的“通德拉”、哈尼族的“惹罗古规”、佤族的“阿佤俚”、彝族的“木普瓦洛”等习惯法中都存有大量的环境习惯法规范。此类环境习惯法在西南各族内陈陈相因、薪火相传，在各族群间互动互渗、交流交融，“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的法，是典型“活法”、“行动中的法”。其对护佑西南民族地区的“绿水青山”与和谐生态环境长期发挥着最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优良的本土生态文明“富矿”。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这一“传统知识沉积层”的内核“价值”尚未深入挖掘与研究，较缺乏对各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态文明价值研究。 　　环境习惯法是秉持特殊生态保护效用和价值的原生性法律，“环境习惯法在具体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实践中具备了能动适应性、反馈机制和细致规则，因而是比环境制定法更为有效的管理制度。” 这就是昂格尔指出的“潜在的、活的法律……是人类相互作用的基本法典。”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在西南地区与自然长期互动博弈的产物，它早已融透于西南各族民众的思想意识和日常行动中，其对西南地区尤其是作为中国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母亲河发源地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生态文明价值。即便在宏大叙事的国家制定法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今天，繁复多样的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与价值，甚至在有的地方说“乡村的习惯胜于皇帝的法律”。 　　一、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态保护“ 主体性价值” 　　“真正的法律权威，必然存在于民族文化的深厚背景之中，存在于由人民生活所写就的习惯法之中。” 西南各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作为一种自发的族群内生的生态规则和生态秩序调适器，它具有贴近民众生活的优势，与国家法相比较，其在本民族中的影响更大更深，对该地区的生态保护更直接更有效。从法的实践性而言，环境习惯法通过各少数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濡染、传承，已经被模化为一种遗传特质，它由各少数民族人民长期地反复适用，为民族所选择、认同和传袭。因此，它有着强大的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已成为西南民族地区更为常用、更易接受的法律范式。从法的强制性而言，环境习惯法中的禁忌对众民来说就是良心命令，违反这种命令即会引起一种可怕的罪恶感，这种自明的罪恶感往往表现为自我行为的约束和精神强制。易言之，违禁的后果将是心灵的恐惧和神秘力量的惩罚。由此，他们不仅不敢破坏森林、动物、水源等生态资源，反而会主动呵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故曰，虽各少数民族不懂国家环境法，但是他们却天天用自己质朴的行动自觉捍卫着环保事业。尤其在国家环境法至今不能深入触及的偏远地方,效力强弩之末的地方，民族环境习惯法则对当地社会主体的环境观念起着教化和劝导作用，对当地社会主体的环境行为起着规制作用，维系着当地人与自然秩序的良性发展，有效弥补了国家环境法相对宏观与抽象的空白。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这一特殊教化和规制作用开启了我们对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新进路的思考。俞可平先生极富见地主张：“建设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自身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地位。”笔者以为，俞先生这段话极富见地地指明“人类自身”是生态文明的“主体”，而且是“主动”非被动的主体。即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仅依赖政府、某个单位、某个英雄就能成就的，而是要依赖全人类、全体民众及其“主动”的合力行为才可达成，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