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死缓适用条件的分析.docVIP

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死缓适用条件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死刑的逐步废除，与之唇齿相依的死缓制度也必然随之消亡。然而，死刑的废除并非一蹴而就，就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死刑的完全废除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主导下，研究死缓而限制死刑立即执行仍有重大意义，尤其是长期困扰司法者的死缓适用条件的模糊性更值得我们仔细分析。1979 年国家将死缓制度正式纳入刑法典，第43 条第1 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1997 年刑法第48 条对死缓部分做了部分修改：“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对比修改前后的法条我们可以发现，从死缓制度正式被立法确认到后来的修改，刑法都没有说清楚“应当判处死刑”具体是指什么情况?“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又是指什么情况?这两个极其核心的死缓适用条件历经两次确认都没有讲明白，给司法者以及法学界同仁带来了许多困扰。表面上给司法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但实践中，各地司法人员出于对死缓适用实质条件的困惑，做出了诸多矛盾的判决，甚至同一法院竟根据同一案件事实、同一定性、同一法律规范做出前后矛盾的判决。这不仅不利于人权的充分保护和尊重，无法有效控制死刑立即执行，同时也极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法学界关注死缓制度的学者大多有在文章中论述死缓适用条件的具体因素。但学者们的文章多数只是指出死缓适用条件不明晰而倡议立法者尽早完善;有些学者的文章中只是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列举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常见考量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死缓的适用条件不再局限于已有的法律规定，极少有学者重视不断变化的法外因素，这也是死缓不能被合理适用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能够统一对死缓适用条件的认识，将死缓适用条件的各种因素规范化，笔者试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视角剖析死缓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适用条件。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缓适用条件的关系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到“严打”，再到“宽严相济”的发展演变过程。目前所实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早由时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4 年12 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之后他又于2005 年12 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所谓基本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的全局或某一基本方面具有主导作用的刑事政策。它往往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指导意义，是一种较稳定的、适宜长期适用的刑事政策。显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政策理论的层次结构中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是指导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政策。 　　由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司法舞台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因此，我国的许多刑法学者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后，都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以求更好的解读当前的刑事政策。一些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同义替换，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另一些以马克昌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与发展。笔者较为赞同马克昌教授的观点，这两种刑事政策看似都只是在强调对待犯罪分子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罪行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要从严惩办，对于有宽恕情节的犯罪分子要给予其改过的机会，从宽惩处。但无论是从两种刑事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来考察，还是从表述方式来分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众所周知，刑法分则中的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种规定是告诉司法者遇到故意杀人的犯罪分子要优先考虑死刑、无期徒刑……再根据具体情节看是否可以从轻判处。同理可知，所谓“法言法语”都是经过立法者或决策者仔细考量而制定的，哪怕是先讲什么后讲什么都具有重要引导或侧重意义的。在倡导和谐司法，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今天，“宽严相济”更注重以宽为先、严中有宽、宽严配合的和谐理念，这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重惩办，轻宽大的严刑峻法理念是不同的。 　　(二)死缓制度的本质特征 　　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的独创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据党史文献记载，近代死缓制度的称谓最早见诸于1930 年11 月《中共中央通知第185 号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的办法的决议》;而死缓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44 年3 月的《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暂行司法制度》;死缓制度正式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中，毛泽东同志对该项制度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而以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