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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我国医疗过程中促进死亡行为的非犯罪化刑法应对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生命权人与其利害关系人、医务人员的行为交织，直接影响着死亡的方式。若生命权人以自主的行动实现死亡的意愿，属权利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我国勿需刑事法律调整。若生命权人真实有效地做出死亡的意愿，但其无法以自主的行动实现该意愿，或者生命权人已经无法表达死亡的意愿，则利害关系人及医务人员的促进死亡行为就应受到刑法的评价。本文认为，符合特定条件的医务人员医疗过程中促进患者死亡的行为，应该做非犯罪化处理。本文试对我国医疗过程中促进死亡行为的非犯罪化刑法应对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医疗过程中促进死亡行为的界定 　　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是指，医务人员为消减晚期患者的巨大痛苦并基于授权而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其迎来死亡的行为。该行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该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具体包括取得执业资格的医生、护理人员以及药师等。其次，该行为的对象是承受巨大痛苦且即将迎来死亡的患者，死亡的来临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正在迫近。再次，该行为的方式为采取积极措施促使患者迎来死亡。促进死亡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前者是指以积极的身体动静实施法律所禁止的促使患者死亡的行为;后者是指行为人负有积极救助患者的特定法律义务，且能够救助而不救助的行为。本文所探讨的医疗过程中促进死亡行为仅指表现为积极作为的行为。 　　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不同于安乐死。安乐死源于希腊文，意指“幸福的死去”。按照实施的方式不同，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与积极安乐死性质相近，二者都是促使晚期不治之症患者迎来死亡的行为，但是二者之间存在区别：一方面，前者发生在医疗阶段，仅指对进入医疗阶段的患者实施的促使其死亡的行为，而后者是指一切促使患者幸福死亡的行为;另一方面，前者的主体为医务人员，而后者的主体既可以是医务人员，也可以是受患者嘱托的其他人。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成是积极安乐死的一种特殊形态。 　　本文研究对象的确定依据在于近年我国医患纠纷频发，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较之其他采取积极措施促使晚期不治之症患者迎来死亡的行为更加引人注目，处于舆论的风暴口。同时，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体制的健全，医疗过程是多数晚期不治之症患者迎来死亡的必经阶段，而医务人员是以符合伦理的方式促使晚期不治之症患者迎来死亡的主要行为主体。因此，探讨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有益于拨开当下医患纠纷的重重迷雾，进而有益于针对促使晚期不治之症患者迎来死亡行为的关键性阶段和主要行为主体展开精细化分析。同时，在对积极安乐死的非犯罪化颇具争议的当下，此一研究有利于平息争议、有步骤且理性的推进积极安乐死的法制化进程。 　　以是否得到患者的授权为划分标准，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可以分为非经授权的行为和经授权的行为。非经授权的行为未经患者同意而擅自结束其生命，是一种严重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我国刑法早已对此予以否定性评价。而目前对于经授权的行为，我国刑法也一概予以否定性评价，这是不适当的。人们渴望自身对生与死的选择权得到尊重，对面临死亡的极度痛苦忧心忡忡，然而社会制度的现状又带来了人们对行为能否被有效规范的焦虑。在关系自身重大事项的选择中，人们都倾向于保守，在面对经授权之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不断争论时，立法采取了谨慎保守的态度。我国刑法对已经获得承受巨大痛苦的晚期不治之症患者之授权，进而由医务人员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其迎来死亡的行为，作为受嘱托的故意杀人罪来评价，而受嘱托的情形仅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成立。对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现状，导致人们不得不面临死亡前的巨大痛苦，而选取符合伦理的、平静的死亡方式成为奢望。可以说，在面对社会制度的欠缺时，生命轻如鸿毛;在与对道德滑坡担忧的对决中，死亡权被放逐。 　　二、作为基本人权的死亡权对医疗过程中促进死亡行为非犯罪化之刑法评价的影响 　　对待医疗过程中的促进死亡行为及与其性质相近的安乐死的态度，实质上是公众对待死亡的态度，其应当具有普遍性。社会普遍性的共识具有引导作用，个人自主表达死亡愿望时，首先就要尊重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基于个人自主性之死亡愿望的表达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内容存在内在张力，只有在充分尊重社会价值原则和生死观的前提下，自主意志和愿望才能得到合理表达。自主表达死亡意愿并不是简单地以结束生命的方式终结痛苦，而是要在终结中提升出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伦理是维持法治的内在强大力量，公众对待医疗过程中促进死亡行为的主流态度是决定其法律命运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当下价值多元的社会之中，公众对待生命、对待死亡的态度不仅多样而且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