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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食品安全法》中企业社会责任划分 　　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性难题。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如地沟油、注水肉、苏丹红、皮革奶事件，无一不令人震惊，人们时刻担心“吃出祸患”。食品安全还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国际声誉。不光我们自己担忧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据报道，现今83% 的美国消费者也关注进口自中国的食品。我们发现，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更严厉的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保障实施是完善食品安全法制的关键所在。 　　一、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和必要性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概念由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 于1923 年首先提出，他认为包含道德因素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应当与可能受到企业影响的社会、环境和其他实体相联系，经营者应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满足企业内外各类人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企业社会责任支持者的主要依据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股东并不高人一等，股东应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处于平等地位考量。利益相关者理论创始人Freeman 认为，企业既要满足股东和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还要满足社区、公众和员工的需要。自Freeman 以来，众多学者运用该理论框架阐释企业决策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Milton Friedman 坚持的一元化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理念形成了挑战，其理论根基被釜底抽薪，失去了合理性。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了国家对经济从自由放任的模式过渡为有限的宏观管理干预。目前世界范围对企业要不要和为什么( why) 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没有疑义，怎样( how)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食品安全维护的是消费者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最基本权利。企业应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和柔性的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食品安全是企业应承担的强制性的社会责任，而非可以自愿选择，不论企业经营状况是如日中天还是濒临破产皆如此，不可以打丝毫折扣或讨价还价。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法律义务，在食品生产企业天然占有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地位。如果连这点都不愿做或达不到标准的话，要求企业自觉履行高于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责任、慈善责任无异于海市蜃楼，即便履行了也只是表面做秀而已。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我国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整体来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履行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状况仍处于较低水平。如何激发企业的内在驱动力，构筑优化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有的学者通过构建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研究食品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得出政府监管的完善程度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的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本文认为，新《食品安全法》深化了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并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保障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新《食品安全法》中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则 　　1995 年10 月，我国《食品卫生法》出台，其后十年里出现了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如冠生园月饼事件、多宝鱼事件、苏丹红事件，直到“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作为导火索将人们的旧怨新伤予以累加，造成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极度不信任。这样的氛围和契机催生了还未成熟或本该再讨论一段时间的法律匆忙出台迎战。2009 年，我国将《食品卫生法》参照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做法，立法宗旨从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提升为保证民众的食品安全，改为《食品安全法》，由原来的57 条骤增为104条。2009 年《食品安全法》构筑了一些企业伦理约束和法律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建立食品风险评估体系，建立整合食品安全的国家、地方、行业标准，废除免检制度、明确食品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设立惩罚性赔偿与构建食品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等。2009 年《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严格自律管理比以往有所改善。 　　新《食品安全法》于2015 年4 月24 日被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并于2015 年10 月1 日起施行。新法主要围绕该部法律实施五年来遇到的新情况、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了相应的修订，增加为154 条，变动幅度之大、治理决心之坚、打击力度之重可见一斑，日益收紧的监管趋势非常明显，新闻媒体评价其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企业社会责任属于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范畴，并不是一个专属法律概念，其理念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得到了深化和具体化。首先，继《公司法》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法律概念后，新《食品安全法》在第4 条再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