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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方法 　　一、历史学家的目的 　　无论是对其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或是对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都取决于他对历史学家的功能、责任、历史写作口的等观念(c;onc;ept)的认知。在过去的两三千年的时间里，拥有完全不同文化的人们书写着各自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念必然多种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着。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很难在完全一致的假设( assumptions)和预设概念( c;onc;eptions)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写作。历史学家会选择一个特殊的时期或者主题开展研究，以回答他正在思索的历史问题。因此，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结果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历史学家也许会选择人类发展历史中一系列微小而明显孤立的事件进行研究。他们相信，随着对此类事件研究的累积，可能会建构出对这些事件发生背景的历史叙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们可能会假设某些特性属于或者描述了一个既定的历史时代，然后致力于解释特殊的事件或个人在整体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历史学家都在历史研究中设定了自己的研究口标和学术问题。在某些隋况下，用科学的方法来确保历史学研究证据的有效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却又很难期待这种专业而严谨的研究能够给出一个没有争议的答案。例如，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确认流传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写本的精确度，也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国家形成之初最重要领袖人物的谱系问题。 　　我们还要提醒自己，应该意识到古文物学家架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一般认为，一个人为的社会框架极为重要，而且具有强迫力量。再次，历史学家的口的也不是去证明那些毫无疑问的决定或者一个超人类力量的想法怎样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毁灭。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确认出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而不能说是永久的)人类成就;致力于理解人类冒险之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致力于解释一个社会的独特之处是在何种环境中形成的。并且，历史学家关注以上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历史时代，关注这些时段中那些因其思想或者行动而卓然于世的少数人群。 　　当然，完全把经济发展、社会等级和集团等从历史叙事的宏大框架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不正确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充分阐述人们对宗教的渴望如何影响了人类行为，也会充分阐述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了人类生活。但是，历史学家必须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而不是将这些成就提升到高于一切的优先地位。历史学家必须通过历史著作中的一些例子提出适当的历史警示。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研究某个特殊时段、事件或者人物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此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不足为奇了。也许一些方法比较重要，另一些方法不太重要。例如，乘坐同一辆英国皇家海军战舰贝格尔号的乘客中，查尔斯·达尔文寻求在有机生命自身物质证据的基础上，理解有机生命的历史，而不是基于假定的意志或者造物主的决定来考虑这个问题。而这艘船的指挥官费兹罗伊( Fitzroy)船长则完全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上帝创造了所有的生命。再例如，对中国历史某些时段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方式，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重点和类型不同。就拿东汉来说，一些历史书写者可能会关注王朝的发展、皇宫内部发生的事件，认为这对深入理解那个时代来说非常重要。而如果由李约瑟来撰写一部东汉历史的话，他也许会更关注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带给人类实践的影响。 　　二、比较与对照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慎重地选择他所关注的时代、地域、主题、时间或者人物，无论他是否愿意接受“比较文学学者”这个描述，他其实都在进行着比较研究的工作。例如，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主题进行研究，思考着怎样将之与其他时代或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进行比较和对照。这种比较和对照既可以在同一个文化之内进行，也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于研究者来说，考察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会使他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和丰富。也许这类比较研究的任务会引起历史学家的紧张感。历史学家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注意到较小的历史事件，提出的问题能够被界定清楚，问题的范围也容易被限定。而历史学家求知的好奇心又迫使他去建构甚至创造出有关历史背景的更宽广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更加宽泛的历史背景之内才能评价历史事件的影响，才能评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三、历史信息的资料源 　　无论是从事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还是从事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一个西方历史学家都有充分理由从甄别史料的来源、评估史料的价值来着手他的研究工作。历史学家必须首先确定他所使用的史料内容是否完整或者不太零碎。他必须确定在他的研究框架中，能够被他使用的史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几个世纪以前最初的那个版本。这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