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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庄子之“白马非马”验证 　对于《公孙龙子》一书中《指物论》和《白马论》记载的论争，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一种更佳的结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在同一篇文章中，庄子又对甄别论争的真正赢家颇为不屑地发了一大通言论: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 　　将这两段文字归于一处读，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若某人断定辩论双方都不可取胜( unwinnable)，那么他能真诚地提出更佳的辩论方法吗?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上述问题中“辩论”一词出现两次，如果留意其涵盖范围的变化，就不会觉得庄子对于辩论的态度前后不一了。简单说来，有些辩论的目标和前提令其不可获胜，同样也有些辩论的目标和前提令其可获胜。因此，在以上针对《指物论》和《白马论》的第一段引文中，庄子只是暗示了公孙龙如何能赢得第二类辩论。在本文中，笔者将详细阐述庄子的理念，并就庄子对于择代逻辑( alternative logics) 的构想做几个重要的引申。为便于集中讨论，在阐述庄子理念时，对于《公孙龙子》的参考文献仅限于《白马论》，当然笔者相信这些理念同样适用于《指物论》的论述。 　　一、真与可: 辩论的两个观念 　　一般意义上的辩论有哪些目的和先决条件?通常的回答当然是，在双方都想要赢的前提下，至少且只有一方可以胜出。基于这种理解，庄子的“不可取胜”的辩论之所以不可取胜，仅仅因为辩论人不知道其目标跟上面的回答不相吻合。这是何种原因? 仔细阅读学界近期关于白马论的分析，研究者多试图通过分析“白”和“马”两个术语的组合来解决这场论争。显然，《白马论》的非理性论述从本质上被视为是语义学的。这就是说，公孙龙是否能在辩论中占据上风，取决于他在《白马论》中采用的术语意义和指代理论是否可信。但是有唯实论倾向的哲学家为说明语言- 世界的正确关系，可能将语义学解释成超越了某一模式形式正当性( formal validity) 的关心范围。这一质疑本身完全成立，但是大家应该问一下为什么必须如此裁定一场辩论。在以上第二段引文中，庄子对于裁判不屑的评论同样损害了辩论的意义所在，即旨在得到真理或者正确的语义，但这并不是说庄子同意对意义的粗浅处理。其实不难理解他的这种态度，正如在学校辩论中，评委团挑选获胜者不单单评估其言论的真实度。简单而言，不可取胜的辩论以获得真理为目标，其前提是语义清晰，可决定胜者。可将此种辩论称为“真理性”辩论，其目的在《墨子》一书中有详细说明: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相比之下，能决出胜负的辩论可称之为“非真理性”辩论。如果此类辩论不再将真理放于首位，那么其目的何在呢? 如何能规制这种辩论?难道大家是依据辩手滔滔不绝的言论来评判其水平吗? 这些问题都是合法的，因为“非真理性”辩论尚未有肯定的定义。庄子既然对“白马论”提出了更好的辩论策略，那么他或许能启发人们从“白马论”中找到理解“非真理性”辩论的关键。“白马论”旨在为“白马非马”争取可接受性，因此，“可”的标准是整场辩论的核心。庄子自己并未忽视这一问题，他反复强调“可乎可，不可乎不可” ( 《齐物论》) 。虽然这条解释不是很管用，但它说明“可”是一古老概念，不便作进一步分析，为了解释“可”，可以首先给一个呆板乏味的回答，如“描述了论述的原因和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借用当代哲学的理念，可以将“可”的概念充实成隐含以下任何一个逻辑概念，或者其中某些的混合体: “真实的”、“可能真的”、“可断言的”、“正当的”、“一致的”、“逻辑上可行”、“不自相矛盾”等等。在这一点上，陈汉生在裁定《墨子》的“白马论”推理时，提到了“可”之翻译的不确定性:《白马论》有两个关键概念。第一是“可”的概念。我觉得很难在晚期古汉语中确定其涵义，但它确实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又同“逻辑上可行”沾点边。这样看来，意思似乎是“语义上可行”。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将句子解读为其意思是可以接受的。陈汉生将“可”分解为逻辑可能性和语义可能性，是将此一概念视作可分析的而非独特的。这一理解可能令我们无法正确地认识“非真理性”辩论的本质。不过让我们暂且承认在《白马论》的语境内，“可”受制于逻辑的、语义的和实用性对话的标准。 　　无论如何，“可”是“非真理性”辩论意图所在，真理不是其关键要素。如果真理不再是“可”的附带物，倒可以提出一个”可”的工作定义( working definition) : 如果某人公开承认某一陈述，而且没有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