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783年《巴黎条约》与美国早期国家观念的形成.docVIP

论1783年《巴黎条约》与美国早期国家观念的形成 　　1783年《巴黎条约》指的是英国承认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的和平条约。《巴黎条约》的主要缔约代表约翰·亚当斯认为，关于《巴黎条约》的谈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而《巴黎条约》作为一个和平条约是十分有利于北美的，可以说，它是现代外交史上一场最辉煌的胜利①。关于这一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外交文献，美国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它作为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就的地位。其实，《巴黎条约》对建国时期的美国的影响并非仅此而己。本文通过梳理《巴黎条约》在北美各州的批准和执行过程，不难发现，1783年《巴黎条约》与北美早期国家观念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8世纪的国际舞台，列强林立，弱肉强食，利益纷争迭起，领地兼并不断。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国家之间的彼此争斗，客观上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②。北美独立战争始于英国政府镇压一些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叛乱，却演变成了一场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尤其是法国等卷进漩涡的世界性战争①。战争伊始，美英双方即进行和平谈判，但进展甚微，而众列强也围绕北美问题展开争斗。在与诸国的外交斡旋过程中，大陆会议代表们的国家意识日益凸显②。 　　1781年约克敦大捷和1782年英国诺斯勋爵内阁下台，促使美英和谈进程加快。谈判中，在关于效忠派返回和债务偿还等重大问题上，美英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并直接导致了条约的批准与执行在美国国内遭遇重重阻碍。谈判中，英国代表奥斯瓦尔德一再地努力，希望能得到宽恕、债务偿还以及效忠派拿回失去的财产。但是，美国代表说，这是不能考虑的问题。其一，这超出了他们的权力范围。其二，正如杰伊对其中一位英国谈判代表所说，“州才是主权者，如何处置错误这一方(比如效忠派)，只有它们才能决定”。国会不能在条约中设置任何条款，从而干涉州的事务。奥斯瓦尔德其实理解了这一点，他在给他上司的报告中说，美国不会赔偿效忠派，因为从一开始，美国从事谈判的代表们就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有关这个问题的权力在各个州的管辖之下③。 　　但是，英国还是坚持为效忠派争取条约中的权利保护，谈判因此陷入僵局。直到1782年11月3日，情况才出现转机。约翰·亚当斯在出席第一轮的会谈中，与同伴富兰克林和杰伊有了分歧。他不希望效忠派与任何其他英国债权人结成同盟，从而加重后者对和平所造成的压力。他告诉英国代表:“偿还债务的问题，与赔偿效忠派的问题，是两个问题。”①他建议，条约授予国会权力，以建议各州法庭召开会议，以解决“公正的债务”。英国代表同意此项提议，而美国其他两位代表杰伊和富兰克林随后也接受了这种做法。而对是否赔偿效忠派这一争论激烈、不可调和的问题，亚当斯巧妙地将效忠派问题与其他债务问题分开来考虑，这一做法具有极其关键的意义。在当时情况下，赔偿效忠派的问题与偿还债务的问题是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的，甚至可以看成是同一个问题。 　　因为，许多效忠派要么是债务人，要么是债权人。以他对联邦主义的理解，亚当斯深知，国会没有权力干预各州内部事务。以他的经验，他更知道，在有关涉及各州内部事务问题上，国会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议”(recommendations)而非决定。因此，虽然亚当斯个人并不同意偿还债务，但在考虑到美国联邦主义制度这一特殊事物时，他的建议既回避了矛盾，又解决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杰伊和富兰克林轻易地改变了自己忠于国会指示的立场，而接受亚当斯方案的原因③。1782年11月30日，美英签署和平条约预备条约。预备条约于1783年3月12日送达国会，但邦联国会秘书并没有立即将预备条约发送给各州。当国会代表看到预备条约的第条时，他们认为这些条款“过于不确定和含糊”，“预备条约条款，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将引起较大的争议⑥。因此，邦联国会也不能确定，即便将预备条约发送给各州，各州将在何时开始执行。 　　各州是否能够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履行条约的内容，仍不确定。当和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至各地，人们欢欣鼓舞，认为革命的战火己经熄灭，和平、自由和独立从此到来。但是，当人们看到报纸上所刊印的和平条约的条款时，这种期望与兴奋的心情很快就被一扫而空。条约第4条还在巴黎谈判期间即己引起各州关注，也是邦联国会迟迟不愿意将和平条约预备条约发送给各州的原因，但这几项条款在最终和约中并没有得到修改。第4条规定，在关于战前债务问题上，“双方的债权人均不得受到任何法律的阻碍”。由于战前向北美供应货物，英国商人的保险柜里尚有数百万的票据英镑未被偿付，所以这一条款反映了英国对于认可这些票据的强烈要求。第5条要求国会建议各州归还以前被各州没收的英国国民或者美国效忠分子的财产，“合众国国会将真诚地向各州立法机关呈递此和约，敦促他们归还那些属于英国臣民的、被没收的地产、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