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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40至60年代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 　　一、促进历史理论多元化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轰动中国大陆学术界，其毕生宣扬的“大历史”观在大陆产生深远影响。如今“大历史”观己渗透到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中。当然，受“大历史”观影响最深的还是历史学领域。 何为“大历史”观?黄仁宇主张考察历史要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理念，站在全局的高度采取高屋建领的分析方式，即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将历史的基线向后推，500年成一个单元，50年也可以。 　　“大历史”观相较于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习惯个案研究有很大区别，更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史学的意识形态式思维。当“大历史”观一入国门，即以空谷足音之势对大陆史学观念的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已使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规范危机”。[2]1983年，“史学危机”成了大陆史学界的一个主题词。其次，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如今很多己是知名的史学专家)将“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借鉴，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突破教条主义史学，并收获许多重要的成果。如萧功秦说:大历史观能克服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史学造成的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能别开洞天，高屋建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就是一种“大历史”视角的考察。他在《30年与300年》一文中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具有千年历史上结构大转型的里程碑意义。中国将在这一进程最终告别自己的千年结构，并向一种新的文明蜕演。[3]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通史，这部通史是不拘泥于细节与实践过程的叙事，而着重于从总体上把握历史演变的大势，并对这种演变的原因与趋势做出解释。它固然以中国王朝更迭叙述为线索，但其间所关注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大原因、大结果、大影响。[4]这种独具特色的通史便是“大历史”观的通史。 　　赵世瑜在黄仁宇逝世后曾专门写过《无可替代的黄仁宇》、《通古今之变，再读黄仁宇》、《三读黄仁宇》三篇文章，以表达其对黄仁宇的哀思和敬仰之情。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便受到了追寻“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的“大历史”观的影响。这是一部关于吏的通史，从先秦时期一直写到晚清，进行纵向的连贯考察和分析，不限于对某一朝代、某一时期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描述，以便通过对整个发展变化过程的整理，对某些问题产生新的认识。[5]2006年，赵世瑜出版了《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提出了大历史也要与小历史相结合。林载爵在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的“编者说明”中，提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而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而貌。[6]而在赵世瑜看来，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述模式去研究问题，抽去了“大历史”的生活基础，而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生活基础归还给大历史，这就是“小历史”。这个归还工作一旦结束，大小历史的区分也许就不再需要，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就像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那样。 　　所以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以“大历史”的长时段理论、通史的眼光来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也以“小历史”作实证性补充，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鲜活的细节。这种“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一种让“大历史”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且更加完善的史学努力。 　　(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理论，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不赞成外部因素决定论。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即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由香港龙门书店初版于1976年，2000年在大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余英时在增订本的《自序》中指出:“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己”，“并未将它和外缘影响对立起来”，余英时认为“内在理路”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但如果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为大陆史学尤其是学术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甚至树立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引起大陆学者的模仿、借鉴和运用。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与《论戴震与章学诚》相类似)，展现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内在理路”。再如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