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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及其影响 　　乔治·凯南于1947年在《苏联行为探源》中提出的“对于俄国的扩张倾向维持一个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时刻警觉的遏制”①，被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奉为对苏战略的基本方针。因此，随着冷战逐渐向思想文化等软实力领域拓展，与遏制战略密切相关的美国苏联学研究也在战后迅速兴起。20世纪50年代，该学术领域在机构规模、资助额度、学术成果、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二战之前的水平。 　　然而，在苏联学方兴未艾的表象之下，其自身也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间题-相关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绝大部分集中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①缺少在美国全境范围协调苏联学家之间联系的统一组织，造成了该领域学术机构布局严重失衡，“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因此，从当时起，特别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首枚人造卫星之后，支持美国苏联学的重要机构组织，从联邦政府、斯拉夫研究联席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Slavic Studies, JOSS)到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各基金会，都开始为这项事业向着更加广阔的空间拓展而加大了投人。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苏联学经过战后的第二个10年发展，终于真正推广到全美范围:有更多的学者在众多的高校从事课题更加多元化的研究工作，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merican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 , AAASS)通过改组而成为将全美苏联学家囊括其中的会员制组织，同时多数苏联学家还与美国政府就冷战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对此展开专门的深人探讨，②笔者不揣浅陋，通过解读美国相关机构的原始档案、相关学者的回忆、访谈及学术报道等文献，③拟对这一时期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反映的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和学界一政府关系实质作一系统论述，以资我国学界同仁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比以往任何战争都具有更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内容的历史最大规模的“总体战”，可以说对美国政府机构的组织框架和运转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联邦政府通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确立的“国家安全机制”，就是源于战争时期对各个领域、各种形式力量和资源进行全面动员的实践经验;①同时，二战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一贯风格，使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制定者们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而确立了全球主义的基本理念。因此，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由二战所塑造的国家安全机制中，在战后美苏对峙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作为国家智力储备被动员为国家效力，从而广泛地介人了与冷战相关的学界一政府共生关系当中。其中，苏联学因显而易见的官方需求而同美国政治生活的联系相对于任何学术领域都更为紧密，在战后美国的内政外交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尽管主要以高校学者身份为依托，但多数美国苏联学家作为“冷战知识分子”②，认为在其学术研究和为解决战略问题而创造知识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在冷战背景下，自身强烈的政策取向便迫切要求苏联学在全美范围内发展为一门规模巨大的学科专业。 　　1956年，当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迎来其成立10周年的时候，这样一种情绪就在大部分美国苏联学家中蔓延，即便两座苏联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有着出色的学者、充足的资料、丰硕的成果，苏联学的持续发展也不能长期仅依赖于它们，由点及面的扩张势在必行。于是，斯拉夫研究联席委员会为进一步在美国全境推广苏联学做好准备，决定针对整个美国苏联学领域进行一次从体系到内容的全面调查，为此专门成立了以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Cyril E. Black )为首的“俄国研究调查小组”( Subcommittee on theReview of Russian Studies )。调查工作自1957年5月起至1959年4月止，就图书资料、学术研究、机构组织、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及中学教育等方面的状况做了回顾，④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规划。调查所取得的最终结果大部分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公之于众，⑤为我们更加深人地了解这次调查的内容及其影响提供了可能。 　　美国苏联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是当时美国区域研究发展及相关政府机构强化和扩张整体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进程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扩大及额度增加，相关学术机构在全美各地高校广泛设立，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以及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改组为会员制组织等方面。在联邦政府、各垄断资本财团的支持下，作为区域研究中与国家安全机制联系最为紧密的苏联学项目，率先在各高校原有基础上纷纷涌现和发展起来，其所制定实施的俄语及有关